鼠疫加缪著作读后感
《鼠疫》是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加缪的代表作，被认为是加缪深具影响力和社会意义的作品，展现出困境中的人们奋力拼搏的态度和他们对真理、正义的追求。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鼠疫加缪豆瓣读后感5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鼠疫加缪豆瓣读后感1
《鼠疫》带给读者哀伤的同时，也带给读者思考。小说所描写的人类生存困境以及困境里挣扎的人们如此栩栩如生，使人犹如亲历。加缪细致深刻地描绘人类在生存困境里的恐惧、焦虑、痛苦、挣扎、斗争，也刻画出消沉绝望心理层面之下依然包裹着的期待。
《鼠疫》校者林有梅在《鼠疫》前序中介绍：加缪希望以寓言的形式，描绘出纳粹如鼠疫病菌般吞噬千万人生命的“恐怖时代”。那时的法国人(除了一部分从事抵抗运动者)，处于德军强权统治下，就像欧洲中世纪鼠疫流行期间一样，过着与外界隔绝的囚禁生活。他们在“鼠疫”城中，随时面临死神的威胁，且日夜忍受着生离死别痛苦不堪的折磨。
显然，林有梅认为小说是以象征主义手法写出的。笔者对加缪了解不多，更谈不上有所研究，自然相信权威者所言。不过我认为，鼠疫可以象征一切人类面对的生存困境，譬如恐怖时代，非典，地震，洪水等等。因为它们有着共同点：个人的命运和群体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大家共同面对死神的狞笑，每个人都绝望着，又都期待着。
相比《局外人》里的默而索，我更加喜欢《鼠疫》中的里厄医生。默而索显得过于理性，对于一切事情都是冷漠的局外人态度，()甚至面对母亲去世本人死亡时候也是如此。但里厄医生无疑是热情的生活者，他从不躲避自己应该负起的责任，他很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就是跟那吞噬千万无辜者的毒菌作斗争，不过他也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有多么伟大。因为里厄觉得和鼠疫作斗争就是本分的工作，是在和眼前的客观事实做斗争，可能斗争没有什么效果，但是不得不下去。这不是英雄主义，这是实事求是，这是一种冷静又理智的态度，既不鲁莽也不逃避。
当然，里厄的斗争需要付出代价，那就是时时刻刻体验着孤单绝望，无依无靠，甚至他无法停止下来喘息一下。他时时刻刻面对死亡，时时刻刻看着病人死在他面前。对此，他唯一的抵御方法就是躲避在这铁石心肠的外表之下，把他心中用以控制感情的绳索上的结紧紧扯住。许多时候，里厄医生所作的措施不是救人性命，而是下令隔离。面对鼠疫，人类如此无奈。
正因为此，里厄感到自己跟失败者休戚相关，而跟英雄没有缘分。因此，他对英雄主义不敢兴趣，他所感兴趣的是做一个真正的人。英雄是带着光芒登场的，非常稀缺，但是真正的人却生活在我们周围，构成一个不让社会沉沦下去的中坚阶层。我尊敬这些真正的人。
当然鼠疫的内涵不仅仅是这些，根据小说的前序，评论家认为《鼠疫》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加缪自《局外人》以来的哲学观点，即现实本身不可认识，人的存在缺乏理性，人生孤独。但二战中铭心刻骨的经历毕竟让加缪重新思考“生存”和“存在”，他自己这样总结：“《局外人》写的是人在荒谬的世界中孤立无援，身不由己;《鼠疫》写的是面临同样荒唐的生存时，尽管每个人的观点不同，但从深处看来，却有等同的地方。”
但是我觉得，加缪虽然在《鼠疫》中描写了人类的荒谬生存，但是他同时也给出一个积极的：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一样东西可以让人们永远向往并且有时还可以让人们得到的话，那么这就是人间的柔情。人类面对生存困境之时，支撑他们活下去的期待就是这个人间柔情。所以《鼠疫》也同时告诉我们：人的身上，值得赞赏的东西总是多余应该蔑视的东西。这说明了加缪一直苦思冥想的“人类出路在何处”的问题，应该在人道主义中去寻求解答。
鼠疫加缪豆瓣读后感2
前天有一位朋友对我说他觉得大学四年他是堕落了，我们很多人特别是那些认真生活的人都会有这种负罪感。也许在这样的和平年代，个人的生活才显得如此重要。在加缪的小说《鼠疫》中，那些身处瘟疫中的人们大概不会为这种事情烦恼，因为更大更深刻的痛苦和恐惧摄住了它们的身心和生活。
加缪是和萨特齐名的存在主义作家，两人一度过从甚密，但是后来发生分歧，分道扬镳。我对萨特不是很了解，倒是两年前读过加缪的《西西弗斯的幸福》，大家都听说过西西弗斯，那个被判处把石头滚上山的人，但是每快到山顶石头又滚回山脚下。加缪确认为必须假设西西弗斯是可能幸福的做着这件工作的，因为他的生活就是这样，不可能更坏也不可能改善，所以他能做的就是精神上的反抗和感受，在这种反抗中他通晓了荒谬生活的意义。实际上加缪在那本书里直截了当地说，既然生活本身是荒谬的，那么一切理想和追求都没有了意义，一切美好和高尚也一样，因为没有永恒也就没有必要为将来追求这些东西。我们站在荒谬生活的起点，唯一有意义的行动就是经历，所以我们不应该希望生活得更好，而是生活得更多。我对这个观点很感兴趣，加缪的存在主义其实是很积极的一种哲学，他从一种对生活的悲观否定出发，最后采取了一种积极乐观的生活姿态，和萨特的“他人即地狱”极力追求个人幸福不同。我们知道哲学家的小说往往带有强烈的思辨意味，加缪的小说里肯定会折射他的思想，在这本书里，加缪到底是什么样的观点呢?
就这本个故事而言，基本上是一个寓言，鼠疫就是荒谬生活的象征，里厄医生、朗贝尔、塔鲁、科塔尔、格朗，各自代表了不同的生活态度。在这篇文章里我想说说这些人，它们面对这种荒谬的处境，选择了怎样的方式去面对，比较完了，作者的观点就出来了。
里厄医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作者本人，一个早已对生活不抱幻想的人，所以他能始终以客观冰冷的语言来描述这场灾难。但是在实际行动上他是一个富有牺牲精神的英雄，关心公众健康，为之日夜操劳。但是就像书中所说的那样，这本书只是一份证词，他是在为一种罪行作证;“但是根据他正直的良心，他有意识地站在受害者一边。他希望跟大家。跟他同城的人们，在他们唯一的共同信念的基础上站在一起，也就是说，爱在一起，吃苦在一起，放逐在一起。”这里可以看出加缪的人道主义信念，在荒谬的生活面前，要反抗，而且要拯救大多数人的苦难。
朗贝尔面对瘟疫一直在做着个人主义的抗争，个人幸福就是他的信仰。新闻记者郎贝尔因为公事被困在这个城市，他总觉得自己是外乡人，不应该困在这里，他的情人在巴黎等着与他相会。他千方百计多方奔走，通过官方甚至偷渡的途径想逃出城去。“我并不相信英雄主义，我知道这并不难，而且我是懂得这是要死人的事。使我感兴趣的是为所爱之物而生，为所爱之物而死。”但是最后他还是选择留了下来，因为主人公里厄医生虽然对郎贝尔的举动没有表示制止，因为在这件事情上，他感到没有能力去判断哪是好的哪是坏的。但是加缪让郎贝尔通过个人的思想斗争选择了留下来，因为“不管我愿不愿意，我就是这城里的人了”灾难一旦降临，就不是个人的痛苦，而是集体的遭遇。他留了下来，选择面对鼠疫，和志愿卫生防疫组织一切工作。最后鼠疫结束、城门打开，朗贝尔却没有了鼠疫开始时那种迫切想和爱人相拥的激情，他变了，他甚至有点懒散，他感到鼠疫结束得太突然了，“朗贝尔知道他将一下子再度获得他所失去的一切，因此欢乐就会成为一种烫嘴的、无法辨别其滋味的东西。”他得花好长时间来适应生活的转折和思想的转折。
塔鲁是一个一直生活在痛苦的思想斗争中的精神上的圣徒。十七岁那年他旁听了父亲主持的一次审判，那天站在法庭上的瑟瑟发抖的被告被判处死刑，改变了他关于父亲和整个世界的看法，人们每天都在谋杀，以他们所认定的罪行判处另一些人的死刑。塔鲁觉得他们没有这样的权利，但是他没能想到更好的避免这种情况的办法，因为他同情的受害者往往也是凶手。于是他选择了自我流放，离开了富裕的家庭和光明的前程，试图找到出路。但是他很快明白，在自己满心以为是在理直气壮地与鼠疫作斗争的漫长岁月里，自己却一直是个鼠疫患者，一个谋杀的同盟者。然而他没有选择消沉也没有选择妥协。“在等待把事情弄清楚的过程中，我一丝一毫——您听见吗?——一丝一毫也不会赞成这种令人作呕的残杀。”在没有找到答案之前，他采取了这种盲目的顽固态度，以此作为对荒谬生活的反抗。“我对这世界本身来说，已毫无价值。从我放弃杀人的那时候起，我就对自己宣判了永久的流放。”世界上除了祸害者和受害者之外一无所有，那么，他决定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受害者一边，以便对损害加以限制。“在受害者当中，我至少能设法知道怎样才能达到第三种人的境界，就是说，或者安宁。”这条通往安宁的道路就是同情心。塔鲁在奥兰这个被鼠疫彻底征服的城市中，在笼罩每一个人的的恐慌中，用自己的行动回答了他对里厄医生提出的问题：一个人不信上帝，是否照样可以成为圣人?但是塔鲁就在鼠疫要结束的尾声，在城门就要打开、整个城市都在兴奋地憧憬着未来自由幸福的生活的时候，成了这场瘟疫的最后的殉葬品。我觉得加缪在这里再次强调了生活的荒谬，但是它增加了塔鲁作为一位圣者的光辉，他的生命到此达到了完美的顶点。但是对于生者，这是一次决定性的失败。就像甘道夫在已经战胜巨龙之后，龙尾忽然甩了上来，像一条鞭子一样把他卷了下去。“它宣告了一切战争的结束，但同时把和平变成了一种不治的创伤。”
再来说说科塔尔和格朗。在书中它们的话不多，我想他们代表了鼠疫中的两种普通人。一种是同谋犯，另一种是完全的受害者。科塔尔犯了罪，带着恐惧他一度自杀未遂。鼠疫的到来使他发现自己所害怕的事情由于鼠疫的到来导致的行政体制的改变而淡化了，相反，与之类似的恐惧控制了每一个人，这让他感到宽慰甚至兴奋。并不是说他相信自己不会被传染瘟疫，而是和大家一起对一件事情恐惧要比他一个人面对恐惧要轻松得多。所以他在鼠疫最猖獗的时间里反而显得异常活跃，不断出入社交场所，甚至参加了志愿防疫组织，他还走私稀缺商品，大发横财。但是在鼠疫要结束的时候，他知道一切都会恢复正常，警察会来找他，把他投进监狱，甚至处死。在确信鼠疫即将结束，他这个鼠疫同盟者的末日也即将来临，恐惧又使他回到鼠疫前的孤独状态，他疯了。他架起枪对人群疯狂射击，最后被警察制服，走上了他一直恐惧但应该走上的道路。
而格朗一直是个小人物，生活的不幸一直碾压着他。鼠疫的到来无疑是雪上加霜。但是他并没有更加苦恼。他积极加入了志愿卫生防疫组织，默默无闻、任劳任怨地工作起来。他怀着他那特有的善良愿望不假思索地用“我干”来回答一切。同时他还有自己的小小理想，就是写一部让出版商在办公室里脱帽致敬的书。这两件事情和他的本职工作一起在疫情时期占据了他全部的时间，但他了此不疲。用加缪的哲学来说就是在对荒谬生活的反抗中获得了快乐和意义。叙述者在这里说：“假如一定要在这篇故事中树立一个英雄形象的话，那么作者就得推荐这位无足轻重和甘居人后的人物。”“这将使真理恢复其本来面目，使二加二等于四，把英雄主义正好置于追求幸福的高尚要求之后而不是之前的次要地位。”他也被鼠疫侵袭过，在最紧要的关头让里厄医生读他反复推敲修改了好多月的厚厚一叠的稿纸，那上面最后形成了一句话：“在五月的一个美丽的清晨，一位苗条的女骑士跨着一匹华丽的枣骝马在花丛中穿过树林小径……”读到这句被他修改了无数遍的话时，我被感动了。然而格朗是幸运的，他活过来了，他的痊愈是疫情发展的转折点，从这里开始鼠疫开始莫名其妙的撤退了。我觉得这反映了加缪的人道主义关怀，虽然生活本身是荒谬的，没有意义和答案可循的，但是上帝不会降灾于大多数人类，所以像格朗这样的无辜者必须活下来，他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希望。
鼠疫终于结束了，城门打开，火车和轮船驶来，久别的人们又重逢。他们如痴如醉，忘却了身外还有世界存在，似乎战胜了鼠疫;它们忘却了一切痛苦，忘却了那些从同一列火车上下来而没有找到亲人的人。只有里厄医生还在一个人思考，因为只有他明白，这决不是什么胜利，医生们甚至所有人在这场战斗中都没有取得丝毫的胜利，他们的解放只是因为瘟神的自动撤离，瘟神疯狂地突然袭击城市，把所有人玩弄了一番又突然离去。即便如此，里厄医生对于鼠疫的结束还是高兴的，“只须看到这种符合人们心愿的东西存在就够了”。追求团聚的人得到了团聚，而那些超然的人，那些向往着某种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的东西的人，都没有找到任何符合他们心愿的东西。因为人们根本的荒谬处境并没有改变，没有人找到真正的通向光明的道路。所以在小说的最后作者再次强调这只是一篇证词，叙述当时人们曾不得不做了些什么，而且在灾难再次降临之时，“那些既当不了圣人、又不甘心慑服于灾难的淫威、把个人的痛苦置之度外、一心只想当医生的人，又一定会做些什么。”——反抗，哪里有荒谬的存在哪里就有反抗。
这部小说使加缪获得了195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我想这与他在这部作品中流露出的看来还相对乐观和积极的倾向有关。战后的世界还沉浸在对战争和灾难的悲痛和反思之中，这部小说提供了一种在灾难中的生活态度和对灾难的一种理解，所以他得了奖。但是我看完小说有一个疑问，就是：
加缪在这里用自然灾难鼠疫来比方生活的荒谬，无疑是带有片面性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还可以团结起来做出有力的抗争，但是有些(甚至是大多数)荒谬并不是外力造成的，而是别的人造成的，就如萨特说的“他人即地狱”。这时候，加缪还能坚持人道主义的关怀吗?存在主义者这时的反抗可能就是要伤害他人的，这时的反抗就是个人面对世界和全部生活的孤独抗争。在这时候，加缪还能保持这样乐观主义的姿态吗?
我想获奖的作品不一定就是一个作家最好的作品，加缪的整个思想状况我也不是很了解，但我可以肯定他最后也没有找到真正的答案，每个人都是如此。大概在这种思考和寻找的过程中，大概生命才战胜空虚，获得了一些光芒。我最近喜欢用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到的一种观点(据他说叫做浮士德式的)来激励自己：生命的光芒只有在抗争中才能散激发出来，因此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和苦难的斗争。苦难越深，生命的意义因之越深。大概在这种斗争和思考的过程中，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才得以发挥，意义才得以呈现。我找不到更好的观点来解释为何那些对这个世界早已不抱幻想的人还没有自杀，而是选择活到了今天。
鼠疫加缪豆瓣读后感3
从疫病来袭后，人们突然变得渴求信仰，变得虔诚，开始积极地望弥撒，唱圣歌，还恳请神父为他们布道开惑中我得出世俗生活中的人是假的信徒，他们只有在面对无能为力的困难时才突然变得虔诚，希望这临时的信仰能让上帝庇佑他们，其实这不是信仰，而是他们的私欲，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顺利渡过眼前的厄运而欺骗自己并欺骗不存在的上帝。
从鼠疫降落到一个无辜的孩子头上这件事我得出神父所说的鼠疫之所以出现是为了警醒并惩戒那些不尊重上帝且犯下罪行的人们这句话是并不真实的。牧师神父等神职人员会尝试解释每一件事情使其变得有理有据可现实是上帝并不存在所谓的惩戒只是神父为了宣示上帝的神威并拉拢信徒去坚持信仰的手段罢了。上帝的使者亲口说鼠疫是为惩戒罪人而来，可疫病却带走了一个无辜且纯洁的孩子的生命。这更加证明了上帝并不存在，所以也不会告诉神父所发生的一切是为什么。鼠疫不是上帝的武器，它仅仅是现实中的一场灾难。
从里厄医生与众人开会讨论如何采取防范措施，采取怎样程度的防范措施中我得出，重要的不是拘泥于形式，而是从实际出发，当众人在争论这是不是鼠疫的时候，里厄告诉大家，不管这是不是鼠疫，我们都应该立刻采取行动，因为这和众人的安危密切相关。当有一种传染性疫病正威胁公众的生命时，我们怎么还能去细究它是不是鼠疫呢?当务之急是积极应对才是。里厄直面人生，实事求是的品质是值得学习。
从“这才是真正的不幸，习惯于绝望的处境比绝望的处境本身还要糟”这句话我得出，可怕的不是一时的失败，一时的困难，可怕的是失去了继续前进的勇气。对一切苦难都逆来顺受比苦难本身要糟糕的多，所以应该正确地看待所面临的困境并努力打破厄运的枷锁，从而追求光明与幸福。
“当一个鼠疫患者是很累人的，但是要想不当鼠疫患者就更累人了”这句话我得出，当疫病来袭时处于它魔爪之下的患者会发高烧打寒战还会全身酸痛难忍地躺在病床上痛苦地呻吟哀嚎。用尽仅剩的一丝力气去与病魔斗争。而那些没有患上鼠疫的人他们要日日夜夜地被疫魔那血红的双眼凝望着，这种不详的凝望让他们不寒而栗。一颗心最累的时候不是患上鼠疫的时候，而是清醒地认识到此刻健康的自己正被鼠疫惦记着的时候。所以我得出一场疫病爆发时，人们的苦难是双重的，患者要承受疾病之苦，而健康的人则时刻为那未知的明天而忍受着煎熬。
鼠疫加缪豆瓣读后感4
在这个故事中有三个人让我念念不忘，神父和朗贝尔以及科塔尔。
神父的故事从一个儿童的离世开始。帕纳卢神父的布道便从“你们”换成“我们”。儿童遭受折磨带来的恐惧不禁让所有人思考：永恒的喜乐真的能抵消人类一时的痛苦吗?但我们只有相信一切，才不至于需要全面否定信仰。但最后，怀着对上帝困难重重的爱，帕纳罗神父拥有了一张写有“可疑病例”的病历卡。
朗贝尔和科塔尔的故事在我的脑海中则一直在交织，他们就好像是一张牌的ab面，当一方占据上风时另一方就注定要失意。造成他们这场邂逅的正是这场大多数人避之不及的瘟疫。朗贝尔因为瘟疫被困奥兰城，科塔尔则因为城市停摆可以短暂地长舒一口气，继续他那见不得人的营生。对于朗贝尔来说，这是战胜鼠疫的欢欣，是痛苦的结束。他站在站台上终结了始于同一个站台的令人肝肠寸断的分离。贪婪地拥抱，依偎着回家，窃窃私语且情意绵绵。对于科塔尔而言，则是被抛弃的开始，这不是新生活的开始，除非行政系统会发生改变。但就像我们被暗示的那样，并没有炼狱这回事，没有折中可言，没有可赎之罪。或者有罪，或者无罪。全有或全无。时间一到，偷来的要还回去。所以他宁愿这场很适合他的瘟疫持续，不惜成为塔鲁定义的那种无辜凶手。
在这场瘟疫中，谁都没有赢，但朗贝尔好好，敬每场瘟疫中休戚相关的每一个人。
鼠疫加缪豆瓣读后感5
在隆冬，我终于知道，我身上有着一个不可战胜的夏。
题记
盛夏，人间最美的时节。彼时，有孤傲的菡萏，在阳光下独自绽放挣脱淤泥的馨香;有不屈的夏蝉，在绿荫里齐声高唱冲破黑暗的赞歌;更有无私的太阳，为苍生而燃烧自己献出无穷的光热。
加缪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一个贫民家庭，撒哈拉炽热的黄沙和贫瘠的土地孕育出他坚强的灵魂。我深信，加缪是属于夏天的，“我置身于阳光和苦难之间”，这是他对自己一生的概括。因为肺结核，医生宣告他活不过17岁。但事实却是：他不惧死亡，在地中海的白浪里洗涤心灵的污秽，在北非金色的阳光下祛除生命的黑暗，最终背负着这一死刑度过了人生的苦海，只因他坚信：“在光亮中，世界始终是我们最初和最后的爱。”为了这份永不褪色的爱，他飘零在自由主义泛滥的欧洲大陆，入目的是尸横遍野，入耳的炮声震天，腐朽堕落的气息充斥在每一个角落，纳粹德国的钢铁洪流摧枯拉朽般碾过诸多国家。这是一场人类共同面对的灾难，但在自由主义粉饰的宫殿之中，加缪找不到出路，甚至看不见光明。如此背景下，《鼠疫》诞生了。
当个人幸福遭遇集体利益，当生存法则与人道主义发生碰撞，当绝望的挣扎成为送葬的哀乐，当死亡的深海处处波澜起伏，你会做何选择?这正是加缪在书中回答的问题。
平静的奥兰城，一场突如其来的鼠疫如同死神的镰刀，收割着无数人的生命。所有人都面临着荒诞的处境，灾难有如一面镜子，照射出人性的美与丑、善与恶。为了不沉沦，就必须对自己、对所有身处困境的人负起责任。无论是老卡斯特尔、格朗、朗贝尔还是塔鲁，他们都有着这样的信仰：即使世界已沦为荒诞的死亡墓地，光明、幸福似乎遥不可及;即使难渡的滔天巨浪席卷了天地，使整个世界黯淡无光;即使人在嚣张狰狞的罪恶面前脆弱得不堪一击，以至于任何努力都无济于事，甚至连侥幸心理也被否定得一干二净，但人的尊严与良知永不泯灭。它们和加缪永恒的思想力量一样，带着强烈的人文主义关怀，以至于他们的哀伤都显得优美。正是这种力量，使他们既不盲目乐观、哗众取宠，也不妄自菲薄、随波逐流。而作为全文主角的里厄医生，更是坦率而直接地表现出一种崇高无畏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在这种信念支撑下永不向绝望、苦难屈服，亦不被荣誉、胜利折辱的伟大人格。他用悲愤的抗争来表达自己对于罪恶最强烈的控诉，艰难探索人类困境的出路并给予痛苦心灵真诚的慰藉，这正是因“热情而冷静的阐明了当代向人类良知提出的种种问题”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加缪所具备的品德。
《鼠疫》中的一切都折射出那个时代人们的痛苦、忧虑、无助、绝望以及在自由外表下内心的空虚、孤独。加缪在接受诺贝尔奖时呼吁：“在一个大火熊熊、哀鸿遍野、监狱林立的欧洲，我们应该立即寻到一种清晰的理性和一种行为的准则。”这是他的宣誓，也是他为之奋斗一生、付出一切的战斗。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首歌，于加缪而言，他的人生，死亡是序曲，幸福是伴奏，唯孤独与苦难中的奋斗才是主旋律。为了追寻真理，他与挚友萨特绝交，孤独如影随形，有如一出悲剧。世界对他的希求没有任何回答，对其所有努力也不予回报，他被剥夺了希望与幻想，即便战争结束，所谓的幸福依旧缥缈无踪，残酷的'现实使他明白：生命生而荒谬，邪恶宛如瘟疫，而且像黑夜般永不灭亡。正如《鼠疫》结局所说：“也许有一天，人们会再次遭遇厄运或是受到惩罚，鼠疫会再次抬头，发动老鼠，让他们在一座幸福的城市中殉葬。”
尽管如此，但加缪仍旧乐观，他说：“这茫茫黑夜就是我的光明”“如果人类困境的唯一出路在于死亡，那我们就是走在错误的道路上了:。正确的路迹就是通向生命、通向阳光的那一条”。因此，他在无尽的孤独与痛苦中歌颂高贵的生命，祈盼一种救世的力量不是神性而是人性以重建被摧毁的道德秩序。人的一生可能是燃烧，也可能是腐朽，加缪的归宿，就是在烈火中燃烧自己，绽放出最后的光辉。生命虽逝，荣誉永存，他在短暂的文学创作生涯里，用理性而敏感的笔触，刻画出众多性格鲜明的人物。许多青年从加缪的作品中得到启发，筚路蓝缕，独行于世，找寻到人类幸福最后的福祉所在自由人道主义。
加缪曾说：“对未来真正的慷慨在于把一切都献给现在。”一个真正的人从来就不会对未来吝啬。无论是身处苦难之中，还是保持着相对幸福的状态，我们都应如里厄和加缪一般，以悲怆崇高的格调，奏响奋斗的凯歌，将全人类的幸福置于个人利益之上，根植于人类历史上最久远、最强大的精神人道主义，使自己的斗争散发出人性与理性的光辉。在今天，面对现实生活中被迫流放与自我流放的双重禁锢，为着个人的价值，也为了固守社会道德的防线，我们应当做强者以自救。
如果世界是一所孤独的医院，就让我带着病痛与寂寞歌颂生活;如果世界是一座苦难的监狱，就让我坚定对铁窗外太阳与希望的信仰;如果世界是一片纷繁的汪洋，就让我选择净化自己所在的海域。
最美人间盛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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