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与政治哲学

亚里士多德把人定义为政治的动物,奠定了西方传统政治价值观的基础。阿伦特指出,马克思关于人的定义(即劳动的动物)颠覆了这一传统的政治价值观,从那以后,作为人类营生活动的劳动,不再被严格地看作属于私人领域里的行为,而是堂堂正正地进入到公共政治领域。阿伦特的独特解读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但她把异化劳动当作马克思劳动概念的全部内涵,终究未能准确揭示马克思颠覆传统的重大意义。

　　人的实践活动及其政治意义,是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政治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之一,也是马克思和阿伦特共同关注的重要课题。阿伦特指出,马克思著作的意义,既不在于其经济理论,也不在于有关革命的论述,而在于他热衷“这个时代给近代人带来的新的主要问题,那就是劳动问题与历史问题”[1](P7)。她认为,西方政治思想传统明确发端于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而且明确终结于卡尔•马克思。马克思的贡献在于,他不仅颠覆了黑格尔,而且颠覆了哲学与政治、思想与行动、沉思与劳作的传统等级序位。[2](PP397-398)笔者曾撰文探讨了阿伦特揭示马克思对哲学与政治等级序列的颠倒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重大意义。①考虑到思维与行动、沉思与劳作的等级序位在西方政治理论中同样具有基础性地位,我们不得不继续追问:在古典政治哲学中人的实践活动有着怎样的序位排列?这一排列有何意义?马克思在何种意义上颠覆了这一传统等级秩序?阿伦特是否准确揭示了马克思颠覆传统的重要意义?

　　一、从沉思到劳动:古典政治哲学的等级序位

　　众所周知,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将人类活动区分为沉思活动(bios theoretikos)、政治活动(bios politikos)和生产活动(bios poiesis)。沉思活动,即哲学家从事的把握事物的原因和原理、求知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理论活动,这种活动的意义在于超越人的有限存在而契合于神性,其对应的理智能力是智慧(sophia);政治活动,包括行动(praxis)和言说(lexis),是城邦公民投身于公共事务的活动,对应的理智能力是实践智慧(phronesis);生产活动,包括工匠、艺人制造罐子或椅子等有形物体的制作活动,对应的理智能力是技艺(techne)。在这里,亚里士多德没有涉及到劳动这一人类基本的实践活动。

　　劳动的最初含义是辛劳和痛苦。在所有欧洲语言中,“劳动”一词(在拉丁语的英语中是labor,希腊语是ponos,法语是travail,德语是ArbEit)都含有痛苦和费力的意义,而且还被用于表达分娩之痛,与“贫困”和“身体畸形”有着相同的词根和词源。自哲学发轫以来劳动就遭到蔑视,认为没有必要去理解、解释那些不中用的人所从事的营生活动。“人类生活方式中与动物方式共同的部分不能被认为是人类的生活方式”,从事劳动的人也就无法摆脱动物的特性,因而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从事劳动的奴隶就不配具有人的称谓。阿伦特指出:“他否认的不是奴隶具有的人的能力,而是认为只要是为生活必需品而工作的人就不配用‘人’这一字眼。……animal laboran(动物化劳动者)其实是动物的一种,至多不过是最高级的动物而已。”[3](P81)政治活动被置于纯粹的思想活动之下,就是因为政治活动被认为是人类早期生存的必要条件之一,也被视作一种“劳动状态”。

　　亚里士多德把人定义为政治动物(dzoon politikon),从而奠定了西方传统政治价值观的基础。同时,他还把人称作“能说会道(理性)的动物”,即把人定义为一种由于懂得相互对话而导致共同生存的动物。人是政治的动物与人是能说会道的动物,二者相辅相成,意味着真正的人性。这种真正的人性是随着城邦公民的出现而开始表现出来的。公民要想获得自由必须摆脱劳动的束缚,但是公民也需要拥有生活必需品才能够生存,所以只有通过控制他人、占有他人的劳动才能实现自由。在古希腊人看来,获得必需品的劳动属于私人领域,这是一种前政治的现象,也是私有家庭组织的特征,在这个领域中,暴力和强制是正当的。真正的自由只存在于政治领域(公共领域),在这个领域,公民是以政治实践(包括行动和言说)的方式来体现自己的,体现人与人之间的公共性,超越受奴役的状态。所以在古希腊,有些人宁愿一无所有,过着比奴隶和工匠还要困苦的生活,也要做一个自由人。就此可以说,虽然劳动是人类为了满足生命过程的需要而必须进行的,但是在古希腊人的眼中却处于人类活动中的最低位置,因而采取奴隶制,迫使奴隶承担主要的劳动,这是为“人”(政治动物)从事更高级的也就是更具有人性的活动创造条件。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提出“人是劳动的动物”的定义,的确是对古希腊政治传统的颠覆。阿伦特指出,对劳动的阐释和赞美,是马克思学说真正反传统的一个未曾有的侧面,“马克思是19世纪唯一的使用哲学用语真挚地述说了19世纪的重要事件——劳动的解放的思想家。”[1](P12)

　　二、对劳动的赞美:颠覆传统政治价值观

　　劳动地位的改变,是近代以来的事情。按照中世纪基督教的观点,劳动仍然是一种罪的报应和惩罚,毫

无积极价值。直到新教时代,劳动才获得正面的独立价值,被看作是一种富有意义的充实人类生活的成就。市民社会时代的主流观点认为,一种没有劳动的生活根本不值得过,因为劳动不仅是通向满足和享受、财富和威望的首要道路,而且是一切技能、德性和愉悦的源泉。古典政治经济学最早把劳动概念提升到社会思想的层面。“经济”一词原意是指“非政治的家庭事务”,在古希腊“政治经济”是一个内在矛盾、似是而非的概念。然而,随着市民社会的兴起,经济学由伦理学和政治学的一个不起眼的组成部分,发展成为出类拔萃的社会科学。财富的本质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课题,首先是重商主义把货币当作财富的本质规定,后来重农主义又认为农业劳动是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最后斯密抛开劳动的一切特殊规定性,认为“一般劳动”是财富的源泉,是私有财产的唯一本质。古典政治经济学把劳动与财富等同的观点,直接启迪了黑格尔对劳动问题的研究。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分析了劳动与人的自我意识形成之间的关系。在黑格尔看来,人是有欲望的,有欲望的两个人在相遇时,发生着一场要求承认的战斗,结果因一方不惧死亡而成为主人,另一方则成为劳动着的奴隶,形成了主人—奴隶关系。主人虽然获得了奴隶的承认,但承认是双方面的事,奴隶并没有得到主人的承认,也没有认识到自我,因而还不能形成自我意识。真正的自我意识既是对自己的承认,也是对他人的承认,而这种自我意识只有奴隶在劳动的过程中才能形成。在劳动过程中,奴隶按照主人的命令,一方面认识了自然界,另一方面也认识到自身的力量,从而实现了主人—奴隶关系的再颠倒。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高度评价了黑格尔对劳动的这一理解,认为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即把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把劳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

　当马克思提出“人是劳动的动物”时,劳动达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定义,几乎不参与政治活动的奴隶,在根本的意义上来说,不是人。马克思的定义则表明,几乎不参加物质资料的生产,只依赖从事替代取得食物的其他劳动生活的人,是寄生虫,不是本来意义上的人。“劳动创造人”,首先意味着是劳动而不是上帝创造了人;其次意味着人不是理性的动物,劳动才是人性的源泉。在阿伦特看来,“马克思挑战了神明,挑战了传统的对劳动的评价,挑战了传统对理性的赞美”[2](P402)。马克思颠覆传统的意义,不仅是在历史上最早提出了包括最下层工人在内的所有人的平等要求,最重要的是,从此以后,作为人类营生活动的劳动堂堂正正地进入到公共政治领域。[1](P12-13)

　　但是,阿伦特认为,劳动获得重大的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既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结果,也是它的一个标志性现象。劳动的解放以及与之相伴的劳动阶级的解放,当然意味着人类社会朝着非暴力方向的极大进步,但并不意味着人类社会向自由方向的进步。阿伦特对马克思认同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极为不满,她指出:“摩登时代将劳动提升到一个很高的位置在于‘劳动的生产力’,马克思看来有些大逆不道的观点,即劳动(而不是上帝)创造了人,或劳动(而非理性)将人与动物区分开来,是整个摩登时代赞同的最激进、最一贯的表述。”[3](PP82-83)也就是说,马克思是在接受了资本主义现代性展开方式的前提下来批判资本主义的。她认为,马克思没有看到劳动社会不断地放任自己去无限制地扩大物质生产,使人越来越走向劳动崇拜以及随之而来的不自由,从而使历史越来越具有必然性,因此,马克思对劳动的赞美隐含着对强制、自然必然性的赞美和对自由的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