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对朱谦之文化哲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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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谦之的文化哲学思想体系的形成，受其师梁漱溟的影响很大，不仅在世界观和人生观上受其影响，而且在具体观点上也多有借鉴。如梁先生的世界文化的三个路向及中国文化在未来世界中的地位问题在朱谦之的文化哲学中都有影子。
梁漱溟生于1893年，长朱谦之六岁，为朱谦之在北大的印度哲学教师，两人由于年龄相若所以亦师亦友，常在一起论学，据朱谦之回忆：“于我放浪的生涯里，时回北京过冬，在京有几个顶好的朋友，一个是梁漱溟先生，一个是我友黄庆，他们的思想比我好，我常受了他们的益处” [3]朱谦之受梁漱溟的影响是由于他们之间有着共同的经历。梁漱溟十六七岁时便倾向佛家的出世思想，并身体力行，十七岁时拒绝母亲为其谈论婚娶，二十岁开始研读佛典，怀抱着出家为僧的念头。信仰着虚无主义的朱谦之自然把过佛家生活的梁漱溟当成知己挚友，相互影响。当朱谦之的虚无思想走到尽头，徘徊迷惘之际，梁漱溟的思想恰好也在变，由佛家转入儒家，给朱谦之以很大启发。
梁漱溟回到这世间来的表现在于，一是学问上认为儒家文化为世界未来文化的趋向，另一个则是在行为上娶妻成家。这两方面对朱谦之都有直接影响，一个影响是朱谦之由此写了阐述他信仰的《周易哲学》，另一个是从1923年5月开始了他与杨没累的恋爱生活。
朱谦之在谈到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对他的影响时说是“当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我实受极大的影响，这时我的本体论完全折入生命一路，认情本有，不是无” [1]这是因他提出了一种和虚无主义不同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就是发挥儒学回到这世间来。
受梁漱溟的影响，朱谦之也把柏格森生命哲学与儒家人生哲学相糅合，突出生命、精神、心的意义。他把“真情之流”看作是《周易》的根本意思，其本质即孔子所谓“仁”。他说：“我这唯情哲学，就是孔家的本来面目，不幸孔家这一套哲学，自孟子以后失传了数千百年……我的意思，是要扫清旧传统，再接续起来，组织起来，而且应用到政治、伦理、教育、艺术、文化各方面，用真情的默识方法，使宇宙生命化，物质精神化，这么一为，‘真情之流’才可以完全实现了！神在人间实现了。”[2]朱谦之视孔子为中国生命派的代表，认为现在正是孔家思想的“综合时代”，是生命哲学时代。他说：我的宇宙观及人生观，“是我真情认识的真理，而这种真理，同时就是中国生命派的普遍真理——就是孔家的真理……孔子就是唯情论者，一个唯情论就是我，我和孔子在这生命的一条路上，是有一样的价值的。”[3]很有替孔子说话的勇气，这与其师梁漱溟重重的观念影响不无关系。
梁漱溟之子梁培宽在《朱谦之与梁漱溟的半个世纪的友谊》里谈及，在其父亲写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初版（财政部印刷局1921年版）的扉页上有一副照片，是其父亲梁漱溟与北大哲学系朱谦之等三个学生的合影，并在“题记”说明：“这是我同三个顶好的朋友叶麔、朱谦之、黄庆的照相，他们都是北大的学生，却四人年纪皆二十几岁，差不许多。我们相与并无所谓先生和学生，只是朋友，而且是小孩子般的朋友。四人性格思想见解并不相同，几乎一个人是一个样子，所以议论每多不合，但是总觉得彼此相对是第一乐事。当我们相熟半年多后，就是今年四五月间，我有幡然改变态度的事，决定是作孔家的生活，而把这些年来作佛家生活心愿断然放弃，于是辞脱大学讲席，要离开北京到山东滨县乡间去住一年半年。最先就同他们发表这个意思，适其时朱谦之要到西湖去，叶麔便约我们同照一像，即这个像片。”[1]从中可见，朱谦之在梁漱溟思想转变时，与他有频繁的交往，而且为此还常有争论。在争论中朱谦之不知不觉地受了影响。朱谦之早年就曾在《太极新图说》、《政微书》、《周秦诸子学统述》中对儒学有专门的研究，虽在信仰虚无主义时曾批判一切，但对儒学则多有回护。此时经其师梁漱溟的启发，便开始借《周易》谈自己的真情哲学梁漱溟提出文化发展的三路向说，他认为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代表了人类第一类文化。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适中为其根本精神”，代表了人类第二类文化。印度文化则是“以意欲反身向后为其根本精神”，代表了人类第三类文化。[2]所以按梁先生的意思，印度文化是最先进的文化类型，而西方文化是最落后的，但现正处于西方文化占优势的阶段，而由于西方文明已出现“疲蔽”，所以未来只有走“中国的路子，孔子的路子”，西方才能得救。所以世界未来文化的希望在中国。
而朱谦之虽也似其师提出文化的三路向说：（一）高地发生宗教的文化---以印度为代表；（二）平原发生哲学的文化---以中国为代表；（三）海洋发生科学的文化---以欧洲为代表。认为印度文化是最落后的文化，中国哲学的文化虽有其优势但由于现在处在科学的文化占优势的阶段，而中国文化只注重谈心说性，&l
dquo;这种‘人的文化’，当现在这竞食的时代，实在拿不出来，其价值亦不易为世人所认识，要是勉强拿出，其结果也不过吃亏而已。”[3]所以认为只有顺应文化的发展事实，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才能使中国文化有复兴的可能与希望，而到了第四期艺术的文化，这时候中国的哲学文化才能大放异彩。
可以看出，梁漱溟的文化三步骤说，按着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奴隶主义的顺序，实际上是文化的复古主义，这与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是背道而驰的，而相比较而言朱谦之则比较客观地说明了当时的文化的历史发展阶段，但二者有个共同点是都认为中国哲学的文化必将复兴。由此便可看出朱谦之对儒学内在思想的发掘方面甚至超过了梁漱溟，但梁漱溟却是新儒家公认的先驱，而朱谦之却并未受重视。这也许是因为朱谦之更多的是以诗人的激情做哲学的沉思，里边虽有真知灼见，却终于不入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史之列，而更主要的原因也许是他压根没有现代新儒家的自觉。不过这照样不妨碍其继续做儒学的传承工作。
朱谦之可以看作是20世纪初中国思想状况的一个缩影，当时的许多思潮都曾经在他身上有过痕迹，而最后，只有传统儒学驻足于其身并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使我们看到传统儒学对朱谦之的影响程度是如何之深。
梁漱溟生于1893年，长朱谦之六岁，为朱谦之在北大的印度哲学教师，两人由于年龄相若所以亦师亦友，常在一起论学，据朱谦之回忆：“于我放浪的生涯里，时回北京过冬，在京有几个顶好的朋友，一个是梁漱溟先生，一个是我友黄庆，他们的思想比我好，我常受了他们的益处” [3]朱谦之受梁漱溟的影响是由于他们之间有着共同的经历。梁漱溟十六七岁时便倾向佛家的出世思想，并身体力行，十七岁时拒绝母亲为其谈论婚娶，二十岁开始研读佛典，怀抱着出家为僧的念头。信仰着虚无主义的朱谦之自然把过佛家生活的梁漱溟当成知己挚友，相互影响。当朱谦之的虚无思想走到尽头，徘徊迷惘之际，梁漱溟的思想恰好也在变，由佛家转入儒家，给朱谦之以很大启发。
梁漱溟回到这世间来的表现在于，一是学问上认为儒家文化为世界未来文化的趋向，另一个则是在行为上娶妻成家。这两方面对朱谦之都有直接影响，一个影响是朱谦之由此写了阐述他信仰的《周易哲学》，另一个是从1923年5月开始了他与杨没累的恋爱生活。
朱谦之在谈到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对他的影响时说是“当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我实受极大的影响，这时我的本体论完全折入生命一路，认情本有，不是无” [1]这是因他提出了一种和虚无主义不同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就是发挥儒学回到这世间来。
受梁漱溟的影响，朱谦之也把柏格森生命哲学与儒家人生哲学相糅合，突出生命、精神、心的意义。他把“真情之流”看作是《周易》的根本意思，其本质即孔子所谓“仁”。他说：“我这唯情哲学，就是孔家的本来面目，不幸孔家这一套哲学，自孟子以后失传了数千百年……我的意思，是要扫清旧传统，再接续起来，组织起来，而且应用到政治、伦理、教育、艺术、文化各方面，用真情的默识方法，使宇宙生命化，物质精神化，这么一为，‘真情之流’才可以完全实现了！神在人间实现了。”[2]朱谦之视孔子为中国生命派的代表，认为现在正是孔家思想的“综合时代”，是生命哲学时代。他说：我的宇宙观及人生观，“是我真情认识的真理，而这种真理，同时就是中国生命派的普遍真理——就是孔家的真理……孔子就是唯情论者，一个唯情论就是我，我和孔子在这生命的一条路上，是有一样的价值的。”[3]很有替孔子说话的勇气，这与其师梁漱溟重重的观念影响不无关系。
梁漱溟之子梁培宽在《朱谦之与梁漱溟的半个世纪的友谊》里谈及，在其父亲写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初版（财政部印刷局1921年版）的扉页上有一副照片，是其父亲梁漱溟与北大哲学系朱谦之等三个学生的合影，并在“题记”说明：“这是我同三个顶好的朋友叶麔、朱谦之、黄庆的照相，他们都是北大的学生，却四人年纪皆二十几岁，差不许多。我们相与并无所谓先生和学生，只是朋友，而且是小孩子般的朋友。四人性格思想见解并不相同，几乎一个人是一个样子，所以议论每多不合，但是总觉得彼此相对是第一乐事。当我们相熟半年多后，就是今年四五月间，我有幡然改变态度的事，决定是作孔家的生活，而把这些年来作佛家生活心愿断然放弃，于是辞脱大学讲席，要离开北京到山东滨县乡间去住一年半年。最先就同他们发表这个意思，适其时朱谦之要到西湖去，叶麔便约我们同照一像，即这个像片。”[1]从中可见，朱谦之在梁漱溟思想转变时，与他有频繁的交往，而且为此还常有争论。在争论中朱谦之不知不觉地受了影响。朱谦之早年就曾在《太极新图说》、《政微书》、《周秦诸子学统述》中对儒学有专门的研究，虽在信仰虚无主义时曾批判一切，但对儒学则多有回护。此时经其师梁漱溟的启发，便开始借《周易》谈自己的真情哲学梁漱溟提出文化发展的三路向说，他认为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代表了人类第一类文化。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适中为其根本精神”，代表了人类第二类文化。印度文化则是“以意欲反身向后为其根本精神”，代表了人类第三类文化。[2]所以按梁先生的意思，印度文化是最先进的文化类型，而西方文化是最落后的，但现正处于西方文化占优势的阶段，而由于西方文明已出现“疲蔽”，所以未来只有走“中国的路子，孔子的路子”，西方才能得救。所以世界未来文化的希望在中国。
而朱谦之虽也似其师提出文化的三路向说：（一）高地发生宗教的文化---以印度为代表；（二）平原发生哲学的文化---以中国为代表；（三）海洋发生科学的文化---以欧洲为代表。认为印度文化是最落后的文化，中国哲学的文化虽有其优势但由于现在处在科学的文化占优势的阶段，而中国文化只注重谈心说性，&l
dquo;这种‘人的文化’，当现在这竞食的时代，实在拿不出来，其价值亦不易为世人所认识，要是勉强拿出，其结果也不过吃亏而已。”[3]所以认为只有顺应文化的发展事实，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才能使中国文化有复兴的可能与希望，而到了第四期艺术的文化，这时候中国的哲学文化才能大放异彩。
可以看出，梁漱溟的文化三步骤说，按着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奴隶主义的顺序，实际上是文化的复古主义，这与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是背道而驰的，而相比较而言朱谦之则比较客观地说明了当时的文化的历史发展阶段，但二者有个共同点是都认为中国哲学的文化必将复兴。由此便可看出朱谦之对儒学内在思想的发掘方面甚至超过了梁漱溟，但梁漱溟却是新儒家公认的先驱，而朱谦之却并未受重视。这也许是因为朱谦之更多的是以诗人的激情做哲学的沉思，里边虽有真知灼见，却终于不入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史之列，而更主要的原因也许是他压根没有现代新儒家的自觉。不过这照样不妨碍其继续做儒学的传承工作。
朱谦之可以看作是20世纪初中国思想状况的一个缩影，当时的许多思潮都曾经在他身上有过痕迹，而最后，只有传统儒学驻足于其身并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使我们看到传统儒学对朱谦之的影响程度是如何之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