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比较视野看孔子与柏拉图的文艺思想
若水分享
1147
摘 要：作为中西方思想源头的代表性人物, 孔子和柏拉图也是中西文艺思想的奠基人，本文主要从文艺的社会功用、文艺的理想人格、文艺的真善美追求三个方面对之进行比较论证，既见出他们文艺思想的相似性，又总结出他们文艺思想的不同之处。
关键词：孔子；柏拉图；文艺思想；中西比较
孔子和柏拉图是人类历史“轴心时代”（雅斯贝尔斯语）的两位文化巨人，在东西文化中被视为各自的坐标式人物。柳诒征曾说：“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奥地利当代哲学家波普尔则说：“人们可以说西方的思想，或者是柏拉图的，或者是反柏拉图的，可是在任何时候都不是非柏拉图的”。因此，分析比较他们美学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艺思想，不仅有助于了解他们的美学思想，而且可以加深我们对中西美学和中西艺术的认识。
一
综观二者的作品，尤其是孔子的《论语》和柏拉图的《理想国》，可以深刻地感受到二者文艺思想最鲜明的共同点，即：他们都很重视文艺的社会价值和人文教化功能。在他们二人看来，文艺能够陶冶人的心灵，对人的精神世界能够潜移默化的产生深刻影响，因此它在人格塑造和人的社会文化心理的建构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两个不同国度的文化巨人才“心有灵犀一点通”同时把文艺社会学当作自己文艺思想的基石。
孔子的文艺功用大致上可以分为教化功用和社会功用。本着实现“仁”的理想，孔子主张文艺教化为政治服务。他从“文、行、忠、信”4方面教育弟子，“文”是重要的一个方面。在《秦伯》中，他就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里，孔子提出了一个完整的艺术教育的思想，即通过感发于《诗》，立足于礼，完成于乐，使诗、礼、乐融合为一，在情感的感染与愉悦中，使人成为一个道德修养和性格上完美的人。可见，孔子将艺术看作“立人”和“成人”的根本手段。
孔子最具代表的文艺功用论观点是“兴观群怨”———“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兴”，孔安国注说是“引譬连类”，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解为“感发志意”，综合两种解释，可见“兴”即诗歌借助由比兴而产生的艺术形象可以引起联想和陶冶读者的思想感情。“观”为“观风俗之盛衰”，孔子认为读者可以借助诗歌认识风俗盛衰和诗人的思想感情，统治者可考见得失，以调整自己的统治政策。孔安国注“群”为“群居相切磋”，即诗歌可以使人相互交流切磋，加强团结。而“怨”即“美刺”，指诗歌可以用来批评现实，表达民情。由此可见，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全面地论述了诗的作用与功能，体现了孔子重视文艺的感染作用、认识作用和政治功能。
柏拉图也是从知、情、意这一心理学角度来展开他的文艺思想的,但与孔子迥然不同的是:孔子对文艺采取了一种意气风发的积极进取精神,而柏拉图则对文艺采取了一种冷漠和敌视的态度。柏拉图认为艺术不表现真理,他从哲学的理念论推衍,艺术不过是“影子的影子”,因而是不真实的。《理想国》卷十中他列举了三种床:床的理念,木匠造的床,画家画的床,并认为床的理念才是真实的,后两者离真实越来越远。他说:“模仿和真实体隔得很远。”他认为从荷马以来所有的诗人都只是美德或影像的模仿者,他们完全不知道真实。“模仿术乃是低贱的父母所生的低贱的孩子。”也就是说,艺术无助于人的理性认识。柏拉图否定一般艺术,否定艺术的认知功能。在其《理想国》中,柏拉图列举了文艺的四条罪状,借以反对文艺。他认为首先文艺亵渎神明；其次诗人们还讲述了很多有伤风化的故事，例如嫉妒、淫秽、纵酒作乐等，只会教人堕落；再次艺术贬低英雄人物；最后艺术着力表现了人的情感而非理性，这与柏拉图崇尚理性是背道而驰的。柏拉图认为诗人们不仅“摹仿罪恶、放荡、卑鄙和淫秽”，而且总是迎合人性中低劣的部分，迎合人的情欲，放纵人的欲念，使人失去理性的控制，这一切表明对文艺的作用上柏拉图持反对态度，首先它只是对理念的摹仿；其次它亵渎神，腐化人，不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他对艺术的否定是不彻底的,而只否定一般艺术,倚重理想艺术。这种理想艺术,只不过是清洗过的艺术,是艺术的政治化。艺术的合法性存在的前提是符合城邦社会的政治要求,应培育人的德行,提高人的理性认识,“违背真理是在所不许的”。如果诗人能证明诗在一个政治修明的国家里有合法地位,“我们还是很乐意欢迎她回来”。可见理想的艺术就是坚持艺术的政治化。他的这一片面认识说明他的文艺功能论是致力于建立奴隶制城邦国家的。也正是出于这个担忧,柏拉图才对文艺进行了全面的扫荡,“除掉颂神的和赞美好人的诗歌以外,不准其它的一切诗歌闯入国境”。就此坚决地将诗人和诗歌驱逐出他所谓的“理想国”。
然而，无论是孔子肯定文艺功用还是柏拉图否定文艺从而驱逐文艺，他们的立足点都是一样的，那就是着眼于文艺对社会的影响作用，他们都对文艺提出了明确的道德要求，并且他们对文艺问题的思考都带有明确的实践意义，因此，文艺实用论是二者的共识。
关键词：孔子；柏拉图；文艺思想；中西比较
孔子和柏拉图是人类历史“轴心时代”（雅斯贝尔斯语）的两位文化巨人，在东西文化中被视为各自的坐标式人物。柳诒征曾说：“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奥地利当代哲学家波普尔则说：“人们可以说西方的思想，或者是柏拉图的，或者是反柏拉图的，可是在任何时候都不是非柏拉图的”。因此，分析比较他们美学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艺思想，不仅有助于了解他们的美学思想，而且可以加深我们对中西美学和中西艺术的认识。
一
综观二者的作品，尤其是孔子的《论语》和柏拉图的《理想国》，可以深刻地感受到二者文艺思想最鲜明的共同点，即：他们都很重视文艺的社会价值和人文教化功能。在他们二人看来，文艺能够陶冶人的心灵，对人的精神世界能够潜移默化的产生深刻影响，因此它在人格塑造和人的社会文化心理的建构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两个不同国度的文化巨人才“心有灵犀一点通”同时把文艺社会学当作自己文艺思想的基石。
孔子的文艺功用大致上可以分为教化功用和社会功用。本着实现“仁”的理想，孔子主张文艺教化为政治服务。他从“文、行、忠、信”4方面教育弟子，“文”是重要的一个方面。在《秦伯》中，他就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里，孔子提出了一个完整的艺术教育的思想，即通过感发于《诗》，立足于礼，完成于乐，使诗、礼、乐融合为一，在情感的感染与愉悦中，使人成为一个道德修养和性格上完美的人。可见，孔子将艺术看作“立人”和“成人”的根本手段。
孔子最具代表的文艺功用论观点是“兴观群怨”———“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兴”，孔安国注说是“引譬连类”，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解为“感发志意”，综合两种解释，可见“兴”即诗歌借助由比兴而产生的艺术形象可以引起联想和陶冶读者的思想感情。“观”为“观风俗之盛衰”，孔子认为读者可以借助诗歌认识风俗盛衰和诗人的思想感情，统治者可考见得失，以调整自己的统治政策。孔安国注“群”为“群居相切磋”，即诗歌可以使人相互交流切磋，加强团结。而“怨”即“美刺”，指诗歌可以用来批评现实，表达民情。由此可见，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全面地论述了诗的作用与功能，体现了孔子重视文艺的感染作用、认识作用和政治功能。
柏拉图也是从知、情、意这一心理学角度来展开他的文艺思想的,但与孔子迥然不同的是:孔子对文艺采取了一种意气风发的积极进取精神,而柏拉图则对文艺采取了一种冷漠和敌视的态度。柏拉图认为艺术不表现真理,他从哲学的理念论推衍,艺术不过是“影子的影子”,因而是不真实的。《理想国》卷十中他列举了三种床:床的理念,木匠造的床,画家画的床,并认为床的理念才是真实的,后两者离真实越来越远。他说:“模仿和真实体隔得很远。”他认为从荷马以来所有的诗人都只是美德或影像的模仿者,他们完全不知道真实。“模仿术乃是低贱的父母所生的低贱的孩子。”也就是说,艺术无助于人的理性认识。柏拉图否定一般艺术,否定艺术的认知功能。在其《理想国》中,柏拉图列举了文艺的四条罪状,借以反对文艺。他认为首先文艺亵渎神明；其次诗人们还讲述了很多有伤风化的故事，例如嫉妒、淫秽、纵酒作乐等，只会教人堕落；再次艺术贬低英雄人物；最后艺术着力表现了人的情感而非理性，这与柏拉图崇尚理性是背道而驰的。柏拉图认为诗人们不仅“摹仿罪恶、放荡、卑鄙和淫秽”，而且总是迎合人性中低劣的部分，迎合人的情欲，放纵人的欲念，使人失去理性的控制，这一切表明对文艺的作用上柏拉图持反对态度，首先它只是对理念的摹仿；其次它亵渎神，腐化人，不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他对艺术的否定是不彻底的,而只否定一般艺术,倚重理想艺术。这种理想艺术,只不过是清洗过的艺术,是艺术的政治化。艺术的合法性存在的前提是符合城邦社会的政治要求,应培育人的德行,提高人的理性认识,“违背真理是在所不许的”。如果诗人能证明诗在一个政治修明的国家里有合法地位,“我们还是很乐意欢迎她回来”。可见理想的艺术就是坚持艺术的政治化。他的这一片面认识说明他的文艺功能论是致力于建立奴隶制城邦国家的。也正是出于这个担忧,柏拉图才对文艺进行了全面的扫荡,“除掉颂神的和赞美好人的诗歌以外,不准其它的一切诗歌闯入国境”。就此坚决地将诗人和诗歌驱逐出他所谓的“理想国”。
然而，无论是孔子肯定文艺功用还是柏拉图否定文艺从而驱逐文艺，他们的立足点都是一样的，那就是着眼于文艺对社会的影响作用，他们都对文艺提出了明确的道德要求，并且他们对文艺问题的思考都带有明确的实践意义，因此，文艺实用论是二者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