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希腊“模仿论”的美学价值(2)

　　二
　　苏格拉底（前469-前399）是西方早期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他遵循当时流行的“艺术模仿自然”的观念，认为艺术通过描写眼睛、姿态等外在的东西，以表现人物“精神方面的特质”，以展现出人物的心境、情感、思想等内容。艺术家在观察和体验生活的基础上，才能够创造出美的艺术。他比德谟克利特的“模仿论”更具体，更深化，也更具有操作性。苏格拉底提出要创造“美的形象”，“如果你想画出美的形象，却又很难找到一个人身体各部分都很完美，你是否从许多中选择，把每个人最美的部分集中起来，使全体中每一部分都美呢？”［5］在这里，苏格拉底的“模仿论”已经包含了艺术家对生活有意识、有目的的选择、加工和改造，以创造出符合审美需要的艺术形象，它内蕴了早期“典型化”的文艺思想。
　　柏拉图（前427—前347）是古希腊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他认为世界的本源是“理式”，它是一种超

时空、非物质、永恒不灭的“本体”，是现实世界“事物的原型”，内蕴了世界的“普遍规律”和“绝对真理”等。在他看来，人要获得知识，认识真理，感觉经验是靠不住的，只能通过灵魂对“理式”世界的回忆和领悟，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知识和真理。柏拉图以此为基础，改造了古希腊以来的“模仿论”，认为“文艺是自然的模仿”，这个“自然”是以“理式”为基础的“自然”，“理式”具有第一性，“自然”是第二性，自然是“理式”的“摹本”。文艺模仿自然，只能模仿事物的“外形”，不能表现事物的“本质”，是一种虚假真理的模仿，文艺是“影子的影子”，“摹本的摹本”，“和真理隔了三层”，是不真实的。
　　柏拉图贬低艺术模仿自然就像生活中的照镜子，他说，“你马上就可以试一试，拿一面镜子四面八方的旋转，你就马上造出太阳、星辰、大地、你自己，其他动物、器具、草木以及我们刚才提到的一切东西。”［6］他认为文艺模仿只是对客观事物外貌的一次又一次的复现，是不能模仿到事物的“实体”。“模仿只是一种玩艺，并不是什么正经事。”［7］柏拉图“理式论”的出发点是唯心的，但他丰富和发展了古希腊早期的模仿说，揭示了文艺反映生活这一真理。
　　柏拉图要求艺术不但要表现个别事物的外形，还要表现事物内在的共性，为“典型论”的认识提供了新思路。

　　三
　　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自然科学家，西方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奠基者。他以“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为人生目标，批判地继承并总结了古希腊以来的文艺模仿论，认为“史诗和悲剧、喜剧和酒神颂，以及大部双管箫乐和竖琴乐——这一切实际上是模仿。”［8］亚里士多德区分了职业技艺和美的艺术，如史诗、音乐、绘画等是“模仿的艺术”，认为一切美的艺术都是“模仿”，而不是柏拉图所说的来自灵感和灵魂的回忆。他提出只有具体存在的事物才是“第一实体”，是艺术模仿的对象，在此基础上，艺术家可以通过对生活的认知和理解，创造出能够包含真理的艺术品。亚里士多德对“自然”的意义进行了改造，从外在物质自然转向了社会生活中人的自然的行动，认为艺术模仿的对象是“行动中的人”，是人的性格、感受行动和生活事实，他使“人的行动”成为艺术关注的核心。他认为艺术模仿创造的对象是普遍和特殊的统一，它内蕴了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本质。
　　亚里士多德对诗和历史进行比较，认为诗比历史更富有哲学意味。在《诗学》第九章中说：“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学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9］认为历史所写的是个别业已发生的事情，而诗所写的是带有普遍性的事，更能显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更真实，诗的价值高于历史的价值。
　　亚里士多德对诗和哲学进行比较，认为诗通过个别体现一般，通过特殊表现普遍，有哲学的意味，但不同于哲学。他说：“即便是医学或自然哲学的论著，如果用‘韵文’写成，习惯也称这种论著的作者为‘诗人’，但是荷马与恩柏多克利除所用的格律之外，并无共同之处，称前者为‘诗人’是合适的，至于后者，与其称为‘诗人’，毋宁称为‘自然哲学家’。”［10］可以看出，诗和哲学不仅是形式上的差别，更重要的是内容上的区别。诗要表现普遍，但诗人不能舍弃具体的人和事，而要像荷马那样，通过“典型化”了的人和事把普遍性的意义显示出来，是借助艺术形象反映生活的道理。而哲学则是通过概念、判断和推理的方式，以抽象思维来完成对生活本质的认识。前者是在形象中内蕴了真理，后者则是在概念中包含了真理。亚里士多德抛弃了柏拉图“理式”模仿论中的不合理部分，对它进行了批判性的改造，把文艺模仿活动建立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肯定了现实世界的真实性，而艺术反映生活过程中的“典型性”创造，是对人生规律性的探索，是创造真理的过程。
在《诗学》第二十五章里，他认为：“诗人既然和画家与其他造型艺术家一样，是一个模仿者，那么他必须模仿下列三种对象之一：过去有的或现在有的事、传说中的或人们相信的事、应当有的事。”［11］亚里士多德总结了古希腊以来文艺创作的基本经验，提出艺术模仿的这三种对象，实际上是三种创作方法，它们或是偏重于再现，或是偏重于表现，或是偏重于再现与表现的统一。在这里，亚里士多德认为主观与客观相统一是最理想的艺术创作方法。
　　在《诗学》第二十五章中，他说“如果以对事实不忠实为理由来批评诗人的描述，诗人就会这样回答：这是照事物应该有的样子描述的——正如索福克勒斯说他自己描写的人物是按照他们应当有的样子，而欧力彼得斯描写人物却按照他们本来的样子”，“从诗的要求来看，一种合情合理的不可能总比不合情不合理的可能较好。”［12］因为“写不可能的事”是诗的积极“创造”。他反对消极的模仿，社会道德是生活行为的准则，但诗人需要用艺术的标准来选择、加工和改造生活。他认为“合情合理的不可能”描写，虽不是生活中实有的人和事，但它却符合事物的规律，具有必然性；“不合情不合理的可能”，只是描写了事物表面的、偶然的业已发生的事情，但它却不能显示事物的普遍性和本质规律。因此，艺术的模仿必然是一种创造。他说：“诗的艺术与其说是疯狂人的事业，毋宁说是天才的人的事业，因为前者不正常，后者很灵敏。”［13］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天才，是指富有模仿和创造能力的人，而模仿的过程就是这种人“心之理性的生产”，也只有他们才能创造出显示真理的艺术作品。在本质上，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论”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对自己生命创造力的肯定和自我生命意识的不断觉醒。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古希腊进步文艺思想的结晶，它代表了古希腊唯物主义文艺思想的最高成就，在继承和发展古希腊的“模仿论”中，破除了古希腊在文艺本质认识过程中的一些神秘观念，具有古代唯物主义的光辉，引导和规范了欧洲文艺理论发展的基本内容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