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科学是如何成为意识形态的？(2)

　　二、科学是如何成为意识形态的?
　　
　　哈贝马斯指出，当代科学技术已取得了合法的统治地位，成了理解一切问题的关键，个中原因是其具有了意识形态功能，甚至其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但科学究竟是如何成为意识形态的呢?除去上面提到的科学的广泛应用与极大成功这一主要原因外，我们还可以从社会一文化以及科学本身的性质等方面去作分析。
　　首先，从社会一文化的角度看，科学成为一种新“社会霸权”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人们持有一种普遍心态，即对于稳定性的渴望以及对于理解的追求。就现代社会而言，也就是对于规律的追求：“这是大部分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的典型反应；它把规律强加在一些偶然的结果之上”；而且“人们对简洁而有条理的信念体系、有凝聚力和容易控制的对世界的描述有一种自然的需求”。 

　  容易看出，上述的普遍心态也正是宗教何以在各种早期的文化中普遍占据主导地位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由于后者在现代已经丧失了它原有的统治地位，需要一个新的替代物来填补，就西方而言，这就是科学。我们也就可以从这一角度去理解舍格斯特尔(Segerstrale)的以下论述：“正是科学的价值(客观性、无私性和以事实定位)支撑着美国社会的大众文化的模式”，又由于大多数民众对科学的信仰主要表现为对社会权威的服从，因此，从这样的角度断言科学在现代已经蜕变成了一种宗教就确有一定的道理，“意识形态可以退化，成为独断的宗教。它们成功之时便是退化的开始，一旦反对派被打垮，它们就成了教条：它们的胜利就是它们的失败”——这正是历史上各种曾经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的一个共同命运。当然，我们在此未必一定要使用“宗教”这样一个字眼。正如以下论述表明的，这也可以看成是“范式总是为自我辩护的”这一性质的一个具体表现：“科学通常被视作是我们拥有的关于我们的世界的真实面貌的最完备的知识，因此在科学的图景中检验科学得到的知识是否正确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科学知识是否真实地反映了我们的世界于是具有了最大的不可检验性。因此比较反映论的断言与信仰的誓言，二者没有太大的区别”。
　　当然，除去社会的普遍心态外，我们又可以看到制度的力量。事实是，就如费耶阿本德所言：“科学现在已经成了民主政体基本组织的组成部分”；而这种整体性的社会体制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科学的权威性：“在这种情况下，科学有了至上的统治权，而且成了人们所知道的唯一拥有可贵成果的意识形态”。更为一般地说，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福柯(Foucault)的以下论述从这一角度就可以更好地去理解：“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蕴含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也不会有任何知识。这也就是指，知识就是权力。
　　此外，又如巴恩斯指出的，“制度化”必然包含科
学的“简单化”：“把它们吸收在内的制度化的信念体系，不可能是复杂而详尽的”。这更加清楚地表明了这样一点：由理论向隐喻的转变正是科学转化成一种意识形态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整体的科学而言，我们则可以提及这样一个隐喻：科学就是真理，科学就是力量。
　　其次，科学自身也对上述的普遍心态具有一定的强化作用。因为，科学对于一般民众在思维方式与价值观等方面最为重要的一个影响在于直接导致了对于规律性和确定性、以及预测和控制的普遍追求。“科学和技术产生了一个狂热信奉下列座右铭的社会：‘一致与稳定’”。另外，就“科学就是真理”这一认识而言，我们则可以提到科学语言的修辞作用：由于在科学中所使用的是“纯客观”的语言，包括被动语态的普遍使用以及以“我们”(而非“我”)作为认识的主体等等，这也进一步强化了科学作为客观真理的权威性。总的来说，在现代社会中科学事实上构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系统。
　　第三，科学哲学在这一方面也起到了为科学“辩护”的作用。传统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定位就是希望能够清楚地表明科学是一种理性的活动，特别是，科学方法是完全可靠的，从而科学知识也就可以看成是已经获得了证实的客观真理。如SSK知名学者耶尔勒(Yearley)在论述科学何以取得特殊地位时，特别论及了波普尔和拉卡托斯等人有关科学方法论的工作，他认为这些科学哲学家的相关工作是导致科学取得特殊地位的主要原因之一。正因为此，费耶阿本德将科学哲学家称为“科学的女仆”：“人们看到曾经发明了新世界观并教导我们如何审视现状的哲学家们现在却成了现状的最恭顺的仆人；哲学是科学的女仆”。由此可见，摆在科学哲学家面前需要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即是：究竟什么是科学哲学家在现今的恰当定位?
　　第四，教育在现实中主要发挥了这样一种文化传承的作用：使存在的成为合理的——这也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主要论点。我们可以从这一角度去理解教育对于维护科学特殊地位的重要作用。费耶阿本德就曾明确指出：“我们的教育政策……是拙劣地构想出来的，……它们使一小撮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成为一切事情的尺度”。尽管这一结论是过于极端了，但这清楚地揭示了现行教育、特别是科学教育的一个弊病：由于主要集中于传授已经得到了很好建立的知识，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科学就是真理”这样一种认识。
　　另外，从本文的立场去分析，科学普及(传播)的一个明显不足就是在于过分的简单化、通俗化。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科学普及的性质所直接决定的：在科学传播过程中，为了使其通俗易懂和更具有可信性，人们会把理论简化。但正如贝尔纳所指出的：“正如大众化音乐大大不同于古典音乐一样，大众科学几乎是同样地大大有别于实际科学的。人们以或多或少正确的方式或者以耸人听闻的方式转载了一些关于科学成果的消息，但这些消息却是零星片断不完整的，把整个科学方法和精神都置于脑后”；而且大众媒体中“科学消息是零星刊登的，其内容一般变动于耸人听闻和神秘暧昧之间。……畅销报纸刊登一条有关某种发现的消息仅仅是因为这种发现似乎有点惊人——仅仅是因为它似乎推翻了我们公认的观点……”。
　　在此还可以对隐喻在科学中的应用作出进一步的分析。具体地说，为了帮助人们理解各种深奥的科学理论，科学传播(包括在科学教育)中常常需要引入各种具体的隐喻，但现实中所出现的却又常常是这样一种情形：人们所唯一记住的只是隐喻，并将其不加限制地加以解释和推广，对具体的科学内容却完全忘却了，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必须对隐喻与科学理论本身作出明确的区分。正如法国学者巴什位指出的，后者即是“前科学”与“成熟科学”的一个重要区别：“……科学比任何东西都更容易成为隐喻的牺牲品。因此，科学精神必须不断地与形象、类是隐喻在科学向意识形态的转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又由于“外行人总是按照在他看来似乎是自然的方式使用这些术语”，这就使得科学理论真正成为了一种意识形态：科学“理论的应用有时到达了极限，从而成了具有宇宙论意味的理论。这些发展只有根据一种远远超出任何狭隘定义的科学辩论的观点，才是可理解的。
　　最后，就现实而言我们还可经常看到种.种歪曲科学以吸引或迎合民众的现象，包括对于民众信任的滥用。这就如贝尔纳指出的：“虽然公众既缺乏训练又缺乏兴趣，因而无法理解科学的作用，他们还是可能愿意为科学成就喝彩的，越是了不起的成就越好。他们也愿意去听取有相当名气的人就任何题目发表的意见”；然而，“那些不知不觉地渗透到最具体的科学理论以外的一切科学理论中去的社会影响并不是一个有鉴别力的、有教养的社会的成熟想法，大多是当代最常见的偏见和迷信”。这也就更为清楚地表明了科学在现今是多么容易演变成为一种意识形态。
　　
　　三、结语
　　
　　由于本文对于“意识形态”这一词语的使用主要是贬义的，作为全文的结束，在此或许有必要作出这样一点提醒：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完全否定科学的文化价值，即科学对于一般民众在世界观、思维方式与价值观等方面的重要影响；最为重要的是，如何能够不断增强自身在这一方面的自觉性，包括充分发挥科学的促进作用，以及有效地防止或纠正其可能的消极影响(更为一般地说，这也就是后现代主义与各种相关思潮给予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另外，就中国而言，笔者以为，我们需要在这一方面作出更大的努力。当前，我们需要认真思考一个问题；在中国，除去被用作装点门面的“标签”外，科学的影响究竟是在增强、还是正在衰减?因为，我国的整体性文化现正经历着这样一些重要的变化：第一，其“正在由政治和经验领域里直接生成。例如，就现今而言，由于“市场与价格、欲望与消费的话语日益主导着中国大众文化”，因此，我们正在走向某种“经济文化”、“市场文化”。第二，电视、网络等传媒对于大众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大、越来越重要，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导致了文化的“通俗化”、乃至“庸俗化”，如何充分发挥科学的“文化价值”对于中国社会而言仍然是一个紧迫的任务，这不仅是指充分发挥“科学的善”，而且也是指有效地防止与纠正“科学的恶”，而且，这也是科学家、科学哲学家、科学教育家、科普工作者等应共同承担的一项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