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文化学对中国式英语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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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中国式英语 文化学 影响 文化差异 文化迁移
论文摘 要：中国式英语的形成与中西文化差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在语义、语法、语用等方面呈现出的特征均有文化学上的原因。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审美观，不同的文化认知取向对其语义层面有明显影响；而中国式英语形态和语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文化态的巨大作用；中国封建社会长幼尊卑的等级制度和长期以来形成的等级文化传统让中国文化成为一种“情境中心”文化，个人的情绪、愿望、目的和隐私等必须让位于群体的考虑，这反映在中国式应中的语用层面上，便是谦逊态度的普遍存在——既存在于口语中，也存在于书面语中。
中国式英语是中国人在学习英语过程中形成的一种中介形式。人们在学习外语时，除了直接迁移之外，还会有意无意地文化迁移。在使用英语时，因受到汉语思维方式或文化的影响而死搬硬套，拼造出不符合英语表达习惯的，具有汉语特点的不规范或畸形的英语。这是中国人在学习英语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尽管是暂时的，却是必然的一种语言现象。从而中国式英语已成为英语学习中的顽疾。
本文将从中国式英语的语义、语法、语用等层面详细探究其形成的文化学原因。
1. 语义平面
用中国式英语形容一个人很受欢迎，常会这样表达：She is a pop singer. She is now bright red and purple. 本来该句话要表达的是“这位女歌手现在大红大紫，很受欢迎。”可是英美人看这句话以后会觉得不知所云，甚至会误以为这位歌手是极端派分子（在西方人的心目中，“极左派”常被与暴力、流血事件联系在一起）。这种误解是由于“红色”在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含义所导致的。“红”在中国文化中是喜庆、成功和兴旺发达的象征。
所以汉语“红火”表示旺盛之意，“红运”是好运。特别受欢迎并称作“大红大紫”。然而西方文化中的红色（red）是一个贬义相当强的词，象征着残暴，流血。在中国，对红色的喜爱，可能起源于对太阳神和大地之神的崇拜，因为烈日如火，其色赤红。红色是太阳的代表色。古人还认为“日至而万物至”（《淮南子•天文训》），［1］感到阳光下万物繁茂，生机勃勃，令人振奋，因而对代表太阳的红色产生了特别亲切的感情。因此在中国文化里红色的文化意义是积极的，有生命力的，美好的，往往象征幸运和快乐。而在西方，从文明一开始，就比较注重科学理性的教育和科学的发现，对客观世界客观认识采取现实的科学态度，所以英美文化中颜色的象征意义往往比较直接——英美人较多地将红色与血液的颜色联系在一起，由鲜血再联想到流血的暴力。美国学者阿思海姆在他的《色彩论》中就指出：“色彩能有力地表达情感……红色被认为是令人激动的，因为它能使我们想到火、血和暴力革命的含义。”［2］
总之不同文化传统使人们再文化认知取向和审美观上出现较大差异，“红（red）”这一颜色词在中西文化中迥然不同的含义，正是由这种差异引起的。用本民族的文化认知取向去认知西方文化，就势必产生中国式英语。
2. 语法平面
中国式英语的语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文化的影响。其形态和语序都明显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汉语语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汉语词类缺乏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3］
例如：①牛顿研究物理学。②袁隆平研究杂交水稻。③你明年研究什么课题？这三个句子中的“研究”都是动词，分别表示过去，现在和将来，但在汉语中没有任何的词形变化。同样一个英语动词在使用中必须有过去时、现在时、将来时的形式之分。中国人学习英语，往往会受到汉语缺乏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这一特点的影响，在使用中不注意英语词的形态变化，于是造出了下列中国式英语的句子：①Newton study physics. ②Yuan Long ping study hybrid rice. ③Which issue you study next year?
中国式英语的这一语法特点，就是由两种语言所代表的不同文化传统所导致的。具体地说，中国式英语是中国人根据中国文化传统的表达方式创造的，反映的是中国人的文化心态。传统中国哲学重领悟而不重形式，中国绘画“遗形似而尚骨丰”，中国文学追求意境，往往是“书不尽言，言不尽意”，［4］这些都反映出汉民族重神似而不重形似的文化心态，这种文化心态不断作用于汉语，使汉语具有了重意义而不重形式的特点。即只要能表达出所要表达的意思，语言的形式便不那么重要了。中国人的这一文化心态是中国式英语的中国式语法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与此相对，英美人崇尚理性，凡事追求还原自然的真实，注重形式上的清晰。
西方传统哲学认为“形式是事物的真正的存在”［5］，极为重视形式的作用。西方绘画也强调描述，注重线条美。这种注重形式清晰的文化传统使西方语言也非常关注形势变化。
就英语而言，名词有数的变化，动词有时态的变化，形容词有级的变化等等。
再看看中国式英语的语序。有个刚开始学英语的中国男学生对他的美国同学Marry一字一顿地说了这样一句话：“Jack, guess what, yesterday morning, at 10 oclock, in the library, at the third floor, I saw Miss Gao Ting. Remember her?”这位男生的英语是中国式的。他受汉语的影响，按照大时间，小时间，大地点，小地点的顺序将这些信息意义摆出，告诉Marry他看到了谁。而英美人则会先说主体，然后再补充细节：“I saw Miss Gao Ting atthe third floor of the library at 10 oclock yesterday morning.”中国式英语受汉语的影响，往往把最重要的内容放在最后。而英语句子则把最重要的内容放在句首，然后把各种标志，一条条补述，形成头短尾长的线性链，即所谓“孔雀序列”［6］。这与英美人喜欢直入主题的文化审美观念是密切相关的。
3.语用平面
场景一：一个使用中国式英语的人甲，遇到了前几天他刚认识的美国朋友乙。甲热情的向乙打招呼：“Where are you going?”乙听后心想：我去哪里一定要告诉你吗？于是就默不作答。甲觉得很尴尬，就连忙改问道：“Have you had breakfast?”乙听后眉头紧皱，心想：It is none of your business.（多管闲事），但出于礼貌，勉强答道：“yes”，然后走开了。
场景二：一位英国画家慕名到一位中国画家的家中拜访，见到了中国画家和他年轻漂亮的妻子。英国画家很有礼貌的说：“Your wife is very beautiful.”中国画家听后一边连连摆手，一边答道：“No, no, just so-so.（很一般 。）”在见到中国画家的画作后，英国人连连称奇，赞叹中国画家技艺高超。不料中国画又连连摆手，并说：“Not worth mentioning.英国画家顿时感觉自己的艺术见解与中国画家相去甚远，便借故离去。
场景一中的甲说的两句英语都是典型的中国式寒暄语。“Where are you going?(你去哪儿)”和“Have you had breakfast?（你吃了吗）”两句话，在中国文化里，除了打招呼的功能外，往往还体现出说话者的亲切以及说话者对听话人的关切之情。
但在英美文化里却有着窥探别人隐私之意。英美人之间打招呼往往使用不涉及任何个人问题的方式，如：Good morning.
场景二里中国画家也是由于使用了中国式自谦语而使对方产生了误解。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英美人，在会话中都会注意谦逊之美德，但具体的表达方式却因文化差异而大不相同。中国人的谦逊往往是通过自贬来实现的，例如：No, no, just so-so.(很一般)；Not worth mentioning,（不值一提）等。类似的例子在中国式英语中还有很多，如：my mean wife（贱内），my stupid son（犬子），my humble opinion（愚见）等。当然，中国人也常常通过直接提高对方来表示自谦，这在中国式英语中也有反映，your noble name（您的大名），your gracious concern（垂爱），your great works（大作）等词语都是例证。
实际上无论是通过自我贬低的手段提高对方还是直接抬高对方，自谦者都认为自己与听话者不能处在平等的位置上，所反映的是一种不平等的交际文化取向。进一步说，反映的是长期以来中国封建社会长幼尊卑的等级制度对语言的影响。相比之下，英美人听到赞美自己的话，往往会用thank you 来表示对对方看法的同意和尊重，这反映的是一种平等的交际文化。这与英美等国历史上形成的民主、平等的文化传统是密切相关的。
综上所述，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是文化产生、发展的重要因素。不同的民族由于生产方式、文化素养、生活习惯、宗教信仰等因素的不同而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民族文化，这些因素势必反映到语言里，于是就给语言增添了一抹独特的文化色彩［8］。所以，不同语言之间的接触必然涉及文化的接触。伴随着文化积淀的渐趋形成，学习者的文化意识会逐渐增强，这种中国式英语就会逐渐减少，最终走向消亡。这也是任何一种中介语理想的发展轨迹。
参考文献：
［1］ 程裕祯，《中国文化要略》［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
［2］ 叶邵宁、吴敏，《试论中西文化中颜色词的象征意义》［J］.湖南教育学院学报，1995.
［3］ 陆俭明，《八十年代中国语法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4］ 彭增安，《跨文化的语言传通》［C］,上海：学林出版社，2007.
［5］ ［美］梯利•葛力泽，《西方哲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6］ 钱冠连，《美学语言学——语言美和言语美》［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7］ 顾嘉祖，《语言与文化》［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
［8］ 金惠康，《跨文化交际翻译续编》［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
论文摘 要：中国式英语的形成与中西文化差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在语义、语法、语用等方面呈现出的特征均有文化学上的原因。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审美观，不同的文化认知取向对其语义层面有明显影响；而中国式英语形态和语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文化态的巨大作用；中国封建社会长幼尊卑的等级制度和长期以来形成的等级文化传统让中国文化成为一种“情境中心”文化，个人的情绪、愿望、目的和隐私等必须让位于群体的考虑，这反映在中国式应中的语用层面上，便是谦逊态度的普遍存在——既存在于口语中，也存在于书面语中。
中国式英语是中国人在学习英语过程中形成的一种中介形式。人们在学习外语时，除了直接迁移之外，还会有意无意地文化迁移。在使用英语时，因受到汉语思维方式或文化的影响而死搬硬套，拼造出不符合英语表达习惯的，具有汉语特点的不规范或畸形的英语。这是中国人在学习英语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尽管是暂时的，却是必然的一种语言现象。从而中国式英语已成为英语学习中的顽疾。
本文将从中国式英语的语义、语法、语用等层面详细探究其形成的文化学原因。
1. 语义平面
用中国式英语形容一个人很受欢迎，常会这样表达：She is a pop singer. She is now bright red and purple. 本来该句话要表达的是“这位女歌手现在大红大紫，很受欢迎。”可是英美人看这句话以后会觉得不知所云，甚至会误以为这位歌手是极端派分子（在西方人的心目中，“极左派”常被与暴力、流血事件联系在一起）。这种误解是由于“红色”在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含义所导致的。“红”在中国文化中是喜庆、成功和兴旺发达的象征。
所以汉语“红火”表示旺盛之意，“红运”是好运。特别受欢迎并称作“大红大紫”。然而西方文化中的红色（red）是一个贬义相当强的词，象征着残暴，流血。在中国，对红色的喜爱，可能起源于对太阳神和大地之神的崇拜，因为烈日如火，其色赤红。红色是太阳的代表色。古人还认为“日至而万物至”（《淮南子•天文训》），［1］感到阳光下万物繁茂，生机勃勃，令人振奋，因而对代表太阳的红色产生了特别亲切的感情。因此在中国文化里红色的文化意义是积极的，有生命力的，美好的，往往象征幸运和快乐。而在西方，从文明一开始，就比较注重科学理性的教育和科学的发现，对客观世界客观认识采取现实的科学态度，所以英美文化中颜色的象征意义往往比较直接——英美人较多地将红色与血液的颜色联系在一起，由鲜血再联想到流血的暴力。美国学者阿思海姆在他的《色彩论》中就指出：“色彩能有力地表达情感……红色被认为是令人激动的，因为它能使我们想到火、血和暴力革命的含义。”［2］
总之不同文化传统使人们再文化认知取向和审美观上出现较大差异，“红（red）”这一颜色词在中西文化中迥然不同的含义，正是由这种差异引起的。用本民族的文化认知取向去认知西方文化，就势必产生中国式英语。
2. 语法平面
中国式英语的语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文化的影响。其形态和语序都明显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汉语语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汉语词类缺乏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3］
例如：①牛顿研究物理学。②袁隆平研究杂交水稻。③你明年研究什么课题？这三个句子中的“研究”都是动词，分别表示过去，现在和将来，但在汉语中没有任何的词形变化。同样一个英语动词在使用中必须有过去时、现在时、将来时的形式之分。中国人学习英语，往往会受到汉语缺乏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这一特点的影响，在使用中不注意英语词的形态变化，于是造出了下列中国式英语的句子：①Newton study physics. ②Yuan Long ping study hybrid rice. ③Which issue you study next year?
中国式英语的这一语法特点，就是由两种语言所代表的不同文化传统所导致的。具体地说，中国式英语是中国人根据中国文化传统的表达方式创造的，反映的是中国人的文化心态。传统中国哲学重领悟而不重形式，中国绘画“遗形似而尚骨丰”，中国文学追求意境，往往是“书不尽言，言不尽意”，［4］这些都反映出汉民族重神似而不重形似的文化心态，这种文化心态不断作用于汉语，使汉语具有了重意义而不重形式的特点。即只要能表达出所要表达的意思，语言的形式便不那么重要了。中国人的这一文化心态是中国式英语的中国式语法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与此相对，英美人崇尚理性，凡事追求还原自然的真实，注重形式上的清晰。
西方传统哲学认为“形式是事物的真正的存在”［5］，极为重视形式的作用。西方绘画也强调描述，注重线条美。这种注重形式清晰的文化传统使西方语言也非常关注形势变化。
就英语而言，名词有数的变化，动词有时态的变化，形容词有级的变化等等。
再看看中国式英语的语序。有个刚开始学英语的中国男学生对他的美国同学Marry一字一顿地说了这样一句话：“Jack, guess what, yesterday morning, at 10 oclock, in the library, at the third floor, I saw Miss Gao Ting. Remember her?”这位男生的英语是中国式的。他受汉语的影响，按照大时间，小时间，大地点，小地点的顺序将这些信息意义摆出，告诉Marry他看到了谁。而英美人则会先说主体，然后再补充细节：“I saw Miss Gao Ting atthe third floor of the library at 10 oclock yesterday morning.”中国式英语受汉语的影响，往往把最重要的内容放在最后。而英语句子则把最重要的内容放在句首，然后把各种标志，一条条补述，形成头短尾长的线性链，即所谓“孔雀序列”［6］。这与英美人喜欢直入主题的文化审美观念是密切相关的。
3.语用平面
场景一：一个使用中国式英语的人甲，遇到了前几天他刚认识的美国朋友乙。甲热情的向乙打招呼：“Where are you going?”乙听后心想：我去哪里一定要告诉你吗？于是就默不作答。甲觉得很尴尬，就连忙改问道：“Have you had breakfast?”乙听后眉头紧皱，心想：It is none of your business.（多管闲事），但出于礼貌，勉强答道：“yes”，然后走开了。
场景二：一位英国画家慕名到一位中国画家的家中拜访，见到了中国画家和他年轻漂亮的妻子。英国画家很有礼貌的说：“Your wife is very beautiful.”中国画家听后一边连连摆手，一边答道：“No, no, just so-so.（很一般 。）”在见到中国画家的画作后，英国人连连称奇，赞叹中国画家技艺高超。不料中国画又连连摆手，并说：“Not worth mentioning.英国画家顿时感觉自己的艺术见解与中国画家相去甚远，便借故离去。
场景一中的甲说的两句英语都是典型的中国式寒暄语。“Where are you going?(你去哪儿)”和“Have you had breakfast?（你吃了吗）”两句话，在中国文化里，除了打招呼的功能外，往往还体现出说话者的亲切以及说话者对听话人的关切之情。
但在英美文化里却有着窥探别人隐私之意。英美人之间打招呼往往使用不涉及任何个人问题的方式，如：Good morning.
场景二里中国画家也是由于使用了中国式自谦语而使对方产生了误解。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英美人，在会话中都会注意谦逊之美德，但具体的表达方式却因文化差异而大不相同。中国人的谦逊往往是通过自贬来实现的，例如：No, no, just so-so.(很一般)；Not worth mentioning,（不值一提）等。类似的例子在中国式英语中还有很多，如：my mean wife（贱内），my stupid son（犬子），my humble opinion（愚见）等。当然，中国人也常常通过直接提高对方来表示自谦，这在中国式英语中也有反映，your noble name（您的大名），your gracious concern（垂爱），your great works（大作）等词语都是例证。
实际上无论是通过自我贬低的手段提高对方还是直接抬高对方，自谦者都认为自己与听话者不能处在平等的位置上，所反映的是一种不平等的交际文化取向。进一步说，反映的是长期以来中国封建社会长幼尊卑的等级制度对语言的影响。相比之下，英美人听到赞美自己的话，往往会用thank you 来表示对对方看法的同意和尊重，这反映的是一种平等的交际文化。这与英美等国历史上形成的民主、平等的文化传统是密切相关的。
综上所述，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是文化产生、发展的重要因素。不同的民族由于生产方式、文化素养、生活习惯、宗教信仰等因素的不同而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民族文化，这些因素势必反映到语言里，于是就给语言增添了一抹独特的文化色彩［8］。所以，不同语言之间的接触必然涉及文化的接触。伴随着文化积淀的渐趋形成，学习者的文化意识会逐渐增强，这种中国式英语就会逐渐减少，最终走向消亡。这也是任何一种中介语理想的发展轨迹。
参考文献：
［1］ 程裕祯，《中国文化要略》［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
［2］ 叶邵宁、吴敏，《试论中西文化中颜色词的象征意义》［J］.湖南教育学院学报，1995.
［3］ 陆俭明，《八十年代中国语法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4］ 彭增安，《跨文化的语言传通》［C］,上海：学林出版社，2007.
［5］ ［美］梯利•葛力泽，《西方哲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6］ 钱冠连，《美学语言学——语言美和言语美》［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7］ 顾嘉祖，《语言与文化》［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
［8］ 金惠康，《跨文化交际翻译续编》［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