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问题到了不得不解决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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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人口普查结果反映出很多问题，其中流动人口的问题到了不得不解决的时候。普查结果显示，我国流动人口大量增加，超过2.6亿人，比2000年增长81.03％。而这2.6亿流动人口中，绝大部分是农民工及其家属。
产生所谓的“农民工”，本来是个权宜之计，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现在却成为一种常态。从历史上看，一个国家要实现由传统的农业、农村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必须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在工业化过程中，大量的农业劳动力转到工厂成为工人，工厂的集中形成了城市，所以通常工业化和城市化应该是同步的，农民进了工厂，也就自然成为城市居民。中国在50年代进行国家工业化的时期，也是这样的，一面是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一面是大量的农民进城，成为城市居民。那时，城市化率每年提高一个多百分点。但是，自从60年代初出了三年经济困难，国家为了应对当时的短缺经济，严格实行城乡分治的户口制度，严格限制农业人口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当时工业建设仍在继续进行，但城市化却停滞了。直到1978年，全国的城市化率只有17.9％，82.1％的人口还是农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率先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生产连年大幅度增长，粮食和农产品的供给状况大有改善。与此同时，农业剩余劳动力也大量出现，这正是加快工业化、城市化建设的好时机。上世纪80年代中期，经济体制改革扩展到城市，城里的二、三产业大发展，需要劳动力，于是“进厂又进城，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就大量出现了。按说，这部分劳动力从农村进入工厂，从企业取得工资收入，成为生活的主要来源，理应是工人了，理应是工厂、企业所在地的居民了。但是由于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限制(全世界除中国只有北朝鲜、贝宁等极少数国家实行)，他们的户口不能迁，农业户口、农民的身份不能变，他们在城市里，在工厂里干了5年、10年、15年了，他们还是农民工。
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有五六千万的流动人口是正常的，而现在我国的流动人口达到2.6亿。因此这个问题不解决好，不光是影响社会稳定，更会影响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当前，我们国家各种犯罪案件多发，社会治安不好，跟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和流动人口权益得不到充分保障息息相关。据调查，2.6亿流动人口中有接近9000万人是80后90后。这些新生代农民工跟60后、70后不一样，但是我们还是用老办法来管理他们，这与我们的科学发展观是不相符的。
实际上，所谓的流动人口问题从理论上来说，就是把城乡二元结构搬到城市里来了。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一个市场，有两种身份，两种人。这些人是没有平等的法律地位，社会肯定不能安定和谐。
解决流动人口问题的思路其实很简单：改革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摘掉农民工的“农民”这两个字的帽子。农民就是农民，工人就是工人。所有现代化国家，都有一个大部分、绝大部分农民转变为工人、市民的过程，并没有搞农民工这一套。我国是在当时的国情条件下，农村容不了这么多劳动力，农民要发展，城市也需要用工，但户籍制度等没有改革，不得已，只好当农民工。应该说，农民进城当工人，这是符合历史规律的；但搞成农民工这一套，这是计划经济体制后遗症的表现，也是我们改革不及时，不到位的恶果，所以给农民工带来了许多的苦难，给社会给政府造成了这么多的“麻烦”。客观地说：这都是计划经济体制、户籍制度惹的祸，本来可以不是这样的。因此，要解决农民工问题，不能就事论事，就农民工问题解决农民工问题，那是永远也解决不好的，而是应该从根本上改革现在已经形成的农民工这套体制和做法。
产生所谓的“农民工”，本来是个权宜之计，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现在却成为一种常态。从历史上看，一个国家要实现由传统的农业、农村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必须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在工业化过程中，大量的农业劳动力转到工厂成为工人，工厂的集中形成了城市，所以通常工业化和城市化应该是同步的，农民进了工厂，也就自然成为城市居民。中国在50年代进行国家工业化的时期，也是这样的，一面是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一面是大量的农民进城，成为城市居民。那时，城市化率每年提高一个多百分点。但是，自从60年代初出了三年经济困难，国家为了应对当时的短缺经济，严格实行城乡分治的户口制度，严格限制农业人口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当时工业建设仍在继续进行，但城市化却停滞了。直到1978年，全国的城市化率只有17.9％，82.1％的人口还是农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率先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生产连年大幅度增长，粮食和农产品的供给状况大有改善。与此同时，农业剩余劳动力也大量出现，这正是加快工业化、城市化建设的好时机。上世纪80年代中期，经济体制改革扩展到城市，城里的二、三产业大发展，需要劳动力，于是“进厂又进城，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就大量出现了。按说，这部分劳动力从农村进入工厂，从企业取得工资收入，成为生活的主要来源，理应是工人了，理应是工厂、企业所在地的居民了。但是由于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限制(全世界除中国只有北朝鲜、贝宁等极少数国家实行)，他们的户口不能迁，农业户口、农民的身份不能变，他们在城市里，在工厂里干了5年、10年、15年了，他们还是农民工。
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有五六千万的流动人口是正常的，而现在我国的流动人口达到2.6亿。因此这个问题不解决好，不光是影响社会稳定，更会影响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当前，我们国家各种犯罪案件多发，社会治安不好，跟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和流动人口权益得不到充分保障息息相关。据调查，2.6亿流动人口中有接近9000万人是80后90后。这些新生代农民工跟60后、70后不一样，但是我们还是用老办法来管理他们，这与我们的科学发展观是不相符的。
实际上，所谓的流动人口问题从理论上来说，就是把城乡二元结构搬到城市里来了。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一个市场，有两种身份，两种人。这些人是没有平等的法律地位，社会肯定不能安定和谐。
解决流动人口问题的思路其实很简单：改革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摘掉农民工的“农民”这两个字的帽子。农民就是农民，工人就是工人。所有现代化国家，都有一个大部分、绝大部分农民转变为工人、市民的过程，并没有搞农民工这一套。我国是在当时的国情条件下，农村容不了这么多劳动力，农民要发展，城市也需要用工，但户籍制度等没有改革，不得已，只好当农民工。应该说，农民进城当工人，这是符合历史规律的；但搞成农民工这一套，这是计划经济体制后遗症的表现，也是我们改革不及时，不到位的恶果，所以给农民工带来了许多的苦难，给社会给政府造成了这么多的“麻烦”。客观地说：这都是计划经济体制、户籍制度惹的祸，本来可以不是这样的。因此，要解决农民工问题，不能就事论事，就农民工问题解决农民工问题，那是永远也解决不好的，而是应该从根本上改革现在已经形成的农民工这套体制和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