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及其对中国经济学的影响
若水分享
1147
摘要：文章在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诸多学派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归纳总结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核心要义与政策主张，并从研究机构、高校、出版物等多方渠道探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界的传播及对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理论基础、教育体系产生的影响。同时，针对传统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等问题，提出了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和构建的原则。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教育；创新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界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认识经历了逐渐深化的过程。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经济学界对于刚刚传入国内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态度比较审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凝练成的“华盛顿共识”这一标志性政策在全球范围的推广，其在中国的影响力也明显增强。然而， “华盛顿共识” 在一些国家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经济学界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一些资深学者率先对其进行反思和批判 ，形成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拉美、俄罗斯等国是系统实施“华盛顿共识”的国家，也是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影响的重灾区。［1］中国受到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伦敦经济学派、货币主义学派、新制度经济学派对中国产权改革、私有化、市场化及贸易自由化的误导［2］(P69-73)，当前我国存在的贫富分化、 消费不振以及教育医疗等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带来的［3］；另一种观点认为，新自由主义不仅为我国改革开放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还为政策的成功实施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4］，中国改革的成功在于正确地运用了标准的经济学理论，也就是遵循了“华盛顿共识”［5］。然而，已有的文献主要集中分析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中国政策层面的影响，事实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不仅影响了政策层面，也影响了理论研究和教育层面。从政策层面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实施了经济市场化、贸易自由化等政策，这和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政策不谋而合；从理论层面和教育层面看，中国对外开放的时期正是新自由主义在西方方兴未艾的时期，无论是出国考察的学者，还是在西方留学、国内就读的学生，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当今主流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响。历经30多年的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学已经逐渐放弃了“苏联范式”而转向“美国范式”，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被边缘化。中国经济学究竟向何处去这一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被提出来的问题，在当下再次成为焦点。当时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苏联范式”遭遇了挑战，很多人幻想西方主流经济学能够包医百病，包括中国问题。然而，中国问题的特殊性以及“美国范式”所引爆的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使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美国范式”在中国遭到冷遇，迷信“美国范式”的中国经济学又一次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基于此，本文主要从研究机构、高校、出版物等多方渠道探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分析它对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理论基础、教育体系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同时，针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的问题，提出了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及构建原则。
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核心要义及政策主张
作为凯恩斯主义对立物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它由诸多派别构成：以米塞斯、哈耶克为代表的新奥地利学派，以罗宾斯等为代表的伦敦学派，以奈特、科斯等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以欧根等为代表的弗莱堡学派，以拉弗、费尔德斯坦等为代表的供给学派，以卢卡斯等为代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以萨克斯为代表的美国经济学派和以伊萨克森等为代表的北欧经济学派，以科斯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6］这些学派尽管观点各有差异，但它们传承和发展了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思想，充分强调个人选择的重要性，尊重市场的调节作用。概言之，“市场统治”、“贸易自由化”、“企业私有化”、“有限政府”是新自由主义反复强调的信条，这与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要义基本一致。但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并不是对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简单复制，而是赋予了“新”的含义。众所周知，以自由放任为基础的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在20世纪30年代由于无法经受垄断、外部性、经济危机等问题的打击而丧失了主流地位，到了20世纪70年代，“滞胀”等问题使以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为核心的主流经济学“失灵”，这无疑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复兴提供了契机。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要拨云见日，复归主流地位，必须用新的方法和理论证明市场调节的合理性与优越性，证明国家垄断和福利国家带来的灾难。必须重新评价宏观理论体系，证明经济危机并非市场的必然产物。必须论证政府干预的理论基础并不成立，即外部性、 垄断、 公共产品、 规模经济、 信息缺乏、价格刚性与货币幻觉并不能成为政府干预经济的理由。必须全面修正其分析框架，为经济自由主义提供一个具有历史基础和现实社会基础的实证分析框架。［7］为此，新自由主义各家学派进行了广泛探索，并用各自的方式对国家干预进行了批驳，证明市场调节的有效性与合理性。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主义认为，政府以“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为借口不断扩大干预范围，已经成为影响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为了使政府干预有效而不破坏市场机制与自由，必须坚持两个基本原则：一是“政府的职能范围必须有限度”。二是“政府的权力必须分散”［8］(P4)。供给学派认为，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导致了“滞胀”的出现，要解决这一问题，政策的重心应该放在如何限制政府职能，如何激发劳动生产率、资本形成能力等这些从根本上看来属于供给方面的因素上来；同样，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从“理性预期假说”、“市场出清假说”以及“总供给假说”出发，推导出“政策无效”的命题。总之，和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相比，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反对国家干预主义时，较少以传统的自由放任观念为基础，而更多地以“竞争性秩序”观念为基础。［9］为了论证市场调节的有效性，新自由主义还把制度纳入到分析框架之中，通过比较市场经济体制与计划经济体制的优劣，重新证明经济自由主义的合理性。科斯定理以及建立在科斯定理之上的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只要产权界定清晰，交易费用为零，自由契约必将导致资源的最优配置。这种分析框架，显然给国家干预主义以有力回击。总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新的形势下，一方面批驳政府干预的无效性，论证市场调节的有效性，为实行经济自由主义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框架，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不断完善具有现实社会基础的实证分析方法，以调和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在规范与实证、形式主义与解释力缺乏之间的矛盾。
经过长期的、潜心的理论雕琢和方法论的完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其复兴创造了主观条件，而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的失灵，苏东、中国等计划经济国家的低效率以及全球自由贸易的兴起等现实因素为其复兴创造了客观条件。从20世纪70年代起，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从一套单纯的理论观点逐步演变成为一系列政策主张，其主流价值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一是可以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选中得到印证。1974 年新自由主义重量级人物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成为了第一位获奖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随后，一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陆续获此殊荣，包括1976年的米尔顿· 弗里德曼、 1986年的詹姆斯·布坎南以及1991年的罗纳德· 科斯。二是“华盛顿共识”这一最早针对拉丁美洲危机的新自由主义原则和政策主张，很快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七国集团及其他国际组织的共识，成为西方国家主导经济全球化的共识。三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传承了 “经济人”假设、一般均衡方法等方法，并把实证研究方法发展到极致，尤其是对数学形式主义的信奉已经超过 “理性—个人主义 —均衡” 范式，成为经济学更为根本和普遍的特征。
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界的传播和影响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对中国经济学的影响，是在中国经济学界孜孜不倦地学习西方和对传统政治经济学范式进行批判中逐渐完成的。
众所周知，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指导方针的提出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的进行，推动了中国经济学界思想的解放和创新。一方面，根植于计划经济体制的中国传统经济学无法直接指导市场化改革的实践，理论界自发地对其进行反思。从1979年开始，刘国光、蒋一苇等一些学者先后发表论文，提出一系列改革思想，对当时的理论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比较重要的方面，中国经济学界逐渐摆脱“左”的思想的束缚，恢复了与外界的联系与交往。公派留学、出国访问等成为中国经济学界学习西方经济学的直接渠道。同时，一批在国际上有影响的学者先后来到中国，与中国学者进行面对面的学术交流。东欧两位改革经济学家 W.布鲁斯和O.锡克于1980—1981年间来中国讲学，当中国经济学界还停留在把改革看做一组旨在“调动积极性” 的政策措施时，他们则把其作为经济系统的跃迁过程来分析［10］，这对当时中国学者思想转变起到了促进作用。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耶鲁大学的J.托宾教授、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教授以及当时在世界银行任职的英国经济学家A.伍德教授也来到中国，并参加了著名的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他们对于如何治理通货膨胀提出了具体措施。随后，弗里德曼、张五常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也先后来到中国，在中国考察并为改革建言。
除了“走出去，请进来”这一直接交流渠道外，阅读国外经济学的教材和书籍成为中国学者学习西方经济学的间接方式。早在20世纪80年代，商务印书馆就推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上海三联书店推出了“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与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巧妙地形成互补之势，这其中不乏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和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著作。如，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亨利·勒帕日的《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詹姆斯·M.布坎南的《民主过程中的财政》等。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学界更为开放，出现了引进、翻译、学习西方经济理论的高潮。奥地利学派、伦敦学派、货币学派、公共选择学派、新制度经济学等新自由主义各学派著作被多家出版社出版。如公共选择学派重要人物丹尼斯·缪勒的《公共选择》、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科斯的《财产的权利与制度变迁》等。尤其是在东欧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解体后，曾经预言社会主义中央计划国家最终会走向解体的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得到经济学界的重视，其代表人物米塞斯的《自由与繁荣的国度》、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等自由主义理论方面的书籍先后出版。这些自由主义的理论借助中国市场经济大船“舶来”，在经济学界广泛传播。
总体来看， 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80年代中期，中国理论界受东欧经济学家思想影响较大，尤其匈牙利经济学家J.科尔内在《短缺经济学》中关于传统计划经济的经典分析，对中国经济学界认识传统经济体制的弊端，批判“苏联范式”发挥了巨大作用。20世纪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末期，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理论和科斯的产权理论对中国的影响比较大，这两大理论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均占据显赫的位置，尤其产权理论于80年代中后期传到中国，在90年代兴起了产权理论研究的热潮。科斯理论的传承者张五常多次来大陆讲学，传播其产权理论。据张五常回忆，当时科斯建议他到香港中文大学担任经济学系主任的职务时，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熟悉中文，有责任、有能力向中国人传授经济运行的知识和推广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制度［11］(P490)。国内曾一度形成了“张五常热”：一方面，张五常系列作品先后被不同出版社出版；另一方面，张五常被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邀请讲学，一些媒体不断报道其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张五常热”实际上就是“新制度经济学热”，“新自由主义热”［12］。
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进入加入WTO的冲刺阶段，如何改善政府效率成为理论研究的热点。公共选择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新自由主义学派的理论得到重视，成为学者分析政府失灵的重要理论依据。“小政府”、“透明政府”、“效率政府”等新自由主义范畴频繁出现在学术论文和政策文件中。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经济全球化”也成为热门话题。有关经济全球化的国际学术会议频繁举行，一些倡导经济全球化的重量级经济学家，如蒙代尔、托马斯·弗里德曼等经常出入中国学术交流场所，传播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理念。
除了一些学术研究机构外，高等院校成为接受和传播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主要阵地。［13］在中国经济学高等教育“西学东渐”的国际化的发展过程中，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核心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对其影响逐渐显现出来了。在20世纪80年代初，高校在教材使用及经济学研究范式等方面受西方主流经济学影响不明显。当时，政治经济学是学生的主干课程，主要使用中国学者编写的教材。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一些高校开始开设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说史、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流派。国外一些学者开始来中国执教，例如，著名的美籍华人邹至庄教授自1984年起每年到中国讲授西方经济学，并于1985年发起建立“福特培训班”，在11期教学中，每年都有一些来自欧美的著名经济学家和在欧美名校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精英人物来“福特培训班”执教。1987年，邹至庄倡导在中国大学里应讲授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国际贸易、金融财政等课程。1989年4月，在世界银行专项贷款支持下，原国家教委正式启动编写财经类核心课程大纲，列入的课程共10门，包括西方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比较经济学、国际金融、货币银行学、经济数学基础等。从此，中国经济学教育的二元化格局开始形成。尽管如此，当时承担经济学教学的主要是本土教师，他们其中大部分人是由从事西方经济学思想史等方向教学研究转型而来，只有在个别高校有为数不多的“海归派”。当时在中国学者编写的西方经济学教材中，每一章的后面都有借鉴和批判方面的内容，即所谓“两重性”的分析。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末期，经济学教材发生变化，西方原版教材被逐渐引进。教师队伍也发生了改变，科班出身的国内经济学博士逐渐成为教学的主力。高校对西方经济学的重视程度不断增强，西方经济学成为经济学主干课程，该课程不断被细化，不仅按照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不同的内容来开课，而且还逐步按照初级教程、中级教程和高级教程不同的程度来开设。中国学者编写的西方经济学教材也从批判借鉴改为客观的介绍、描述和全盘接受。21世纪初，中国经济学教育开始进入与国际接轨的发展时期，越来越多的大学开始进入到跨国办学、资源共享的进程。在教材方面，教育部鼓励开展双语教学，英文原版教材被大量引进。在师资培养方面，加大“送出去，请进来”的力度。一方面，教育部和高校自身增强了教师出国学习资助的力度，另一方面，一些名牌大学开始高薪聘请留学博士回国任教及外籍教授来中国讲学。一些高校还通过建立“海外平台”的方式，把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学教学模式嵌入式地引进来，即共建“标准经济学系教学体系”（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率先垂范，其他一些高校先后模仿）。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学一直在学习和模仿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由此带来了深刻变化，集中反映在经济学教育理念和研究范式的转变上。在教育理念上，中国已经走向了国际化，主要是美国化的轨道。这不仅体现在把美国的教科书视为权威的教材，更体现在海外人才引进方面，留美博士和美籍教授占有压倒性优势的比例。目前，如何与国际接轨，创建国际型一流大学，成为一些大学校长津津乐道的话题及为之奋斗的目标。这可以从一些高校管理者频繁组团去海外高校考察、召开教育国际化研讨会、增大海外期刊发表论文的奖励力度等方面得以佐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也发生深刻变化：一是分析问题的基础理论发生了重要变化，西方主流经济学诸多学派的理论成为中国经济学界分析问题的理论基础。从发表的学术论文及高校各类学位论文中得以集中体现。二是在研究范式上已经逐步从“苏联范式”转向“美国范式”。美国主流经济学所倡导的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被一些著名学者作为标准的研究范式进行介绍和推广，其核心方法，即以计量经济学模型为代表的实验实证成为衡量博士论文和期刊质量好坏的重要标准。国内一些顶尖级杂志的选稿方向也随之发生了转型。李子奈、齐良书对1984—2007年《经济研究》发表的3300余篇论文的统计分析显示，以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作为分析方法的论文占全部论文的比例，1984年为0，1992年为5%，1998年为11%，2004年为40%，2005年为56%，2006和2007年为53%。［14］三是试图用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改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者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内加入西方现代经济学的概念和理论，或者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方法改造马克思主义。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教育；创新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界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认识经历了逐渐深化的过程。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经济学界对于刚刚传入国内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态度比较审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凝练成的“华盛顿共识”这一标志性政策在全球范围的推广，其在中国的影响力也明显增强。然而， “华盛顿共识” 在一些国家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经济学界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一些资深学者率先对其进行反思和批判 ，形成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拉美、俄罗斯等国是系统实施“华盛顿共识”的国家，也是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影响的重灾区。［1］中国受到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伦敦经济学派、货币主义学派、新制度经济学派对中国产权改革、私有化、市场化及贸易自由化的误导［2］(P69-73)，当前我国存在的贫富分化、 消费不振以及教育医疗等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带来的［3］；另一种观点认为，新自由主义不仅为我国改革开放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还为政策的成功实施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4］，中国改革的成功在于正确地运用了标准的经济学理论，也就是遵循了“华盛顿共识”［5］。然而，已有的文献主要集中分析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中国政策层面的影响，事实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不仅影响了政策层面，也影响了理论研究和教育层面。从政策层面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实施了经济市场化、贸易自由化等政策，这和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政策不谋而合；从理论层面和教育层面看，中国对外开放的时期正是新自由主义在西方方兴未艾的时期，无论是出国考察的学者，还是在西方留学、国内就读的学生，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当今主流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响。历经30多年的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学已经逐渐放弃了“苏联范式”而转向“美国范式”，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被边缘化。中国经济学究竟向何处去这一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被提出来的问题，在当下再次成为焦点。当时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苏联范式”遭遇了挑战，很多人幻想西方主流经济学能够包医百病，包括中国问题。然而，中国问题的特殊性以及“美国范式”所引爆的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使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美国范式”在中国遭到冷遇，迷信“美国范式”的中国经济学又一次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基于此，本文主要从研究机构、高校、出版物等多方渠道探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分析它对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理论基础、教育体系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同时，针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的问题，提出了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及构建原则。
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核心要义及政策主张
作为凯恩斯主义对立物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它由诸多派别构成：以米塞斯、哈耶克为代表的新奥地利学派，以罗宾斯等为代表的伦敦学派，以奈特、科斯等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以欧根等为代表的弗莱堡学派，以拉弗、费尔德斯坦等为代表的供给学派，以卢卡斯等为代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以萨克斯为代表的美国经济学派和以伊萨克森等为代表的北欧经济学派，以科斯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6］这些学派尽管观点各有差异，但它们传承和发展了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思想，充分强调个人选择的重要性，尊重市场的调节作用。概言之，“市场统治”、“贸易自由化”、“企业私有化”、“有限政府”是新自由主义反复强调的信条，这与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要义基本一致。但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并不是对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简单复制，而是赋予了“新”的含义。众所周知，以自由放任为基础的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在20世纪30年代由于无法经受垄断、外部性、经济危机等问题的打击而丧失了主流地位，到了20世纪70年代，“滞胀”等问题使以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为核心的主流经济学“失灵”，这无疑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复兴提供了契机。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要拨云见日，复归主流地位，必须用新的方法和理论证明市场调节的合理性与优越性，证明国家垄断和福利国家带来的灾难。必须重新评价宏观理论体系，证明经济危机并非市场的必然产物。必须论证政府干预的理论基础并不成立，即外部性、 垄断、 公共产品、 规模经济、 信息缺乏、价格刚性与货币幻觉并不能成为政府干预经济的理由。必须全面修正其分析框架，为经济自由主义提供一个具有历史基础和现实社会基础的实证分析框架。［7］为此，新自由主义各家学派进行了广泛探索，并用各自的方式对国家干预进行了批驳，证明市场调节的有效性与合理性。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主义认为，政府以“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为借口不断扩大干预范围，已经成为影响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为了使政府干预有效而不破坏市场机制与自由，必须坚持两个基本原则：一是“政府的职能范围必须有限度”。二是“政府的权力必须分散”［8］(P4)。供给学派认为，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导致了“滞胀”的出现，要解决这一问题，政策的重心应该放在如何限制政府职能，如何激发劳动生产率、资本形成能力等这些从根本上看来属于供给方面的因素上来；同样，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从“理性预期假说”、“市场出清假说”以及“总供给假说”出发，推导出“政策无效”的命题。总之，和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相比，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反对国家干预主义时，较少以传统的自由放任观念为基础，而更多地以“竞争性秩序”观念为基础。［9］为了论证市场调节的有效性，新自由主义还把制度纳入到分析框架之中，通过比较市场经济体制与计划经济体制的优劣，重新证明经济自由主义的合理性。科斯定理以及建立在科斯定理之上的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只要产权界定清晰，交易费用为零，自由契约必将导致资源的最优配置。这种分析框架，显然给国家干预主义以有力回击。总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新的形势下，一方面批驳政府干预的无效性，论证市场调节的有效性，为实行经济自由主义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框架，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不断完善具有现实社会基础的实证分析方法，以调和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在规范与实证、形式主义与解释力缺乏之间的矛盾。
经过长期的、潜心的理论雕琢和方法论的完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其复兴创造了主观条件，而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的失灵，苏东、中国等计划经济国家的低效率以及全球自由贸易的兴起等现实因素为其复兴创造了客观条件。从20世纪70年代起，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从一套单纯的理论观点逐步演变成为一系列政策主张，其主流价值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一是可以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选中得到印证。1974 年新自由主义重量级人物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成为了第一位获奖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随后，一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陆续获此殊荣，包括1976年的米尔顿· 弗里德曼、 1986年的詹姆斯·布坎南以及1991年的罗纳德· 科斯。二是“华盛顿共识”这一最早针对拉丁美洲危机的新自由主义原则和政策主张，很快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七国集团及其他国际组织的共识，成为西方国家主导经济全球化的共识。三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传承了 “经济人”假设、一般均衡方法等方法，并把实证研究方法发展到极致，尤其是对数学形式主义的信奉已经超过 “理性—个人主义 —均衡” 范式，成为经济学更为根本和普遍的特征。
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界的传播和影响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对中国经济学的影响，是在中国经济学界孜孜不倦地学习西方和对传统政治经济学范式进行批判中逐渐完成的。
众所周知，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指导方针的提出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的进行，推动了中国经济学界思想的解放和创新。一方面，根植于计划经济体制的中国传统经济学无法直接指导市场化改革的实践，理论界自发地对其进行反思。从1979年开始，刘国光、蒋一苇等一些学者先后发表论文，提出一系列改革思想，对当时的理论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比较重要的方面，中国经济学界逐渐摆脱“左”的思想的束缚，恢复了与外界的联系与交往。公派留学、出国访问等成为中国经济学界学习西方经济学的直接渠道。同时，一批在国际上有影响的学者先后来到中国，与中国学者进行面对面的学术交流。东欧两位改革经济学家 W.布鲁斯和O.锡克于1980—1981年间来中国讲学，当中国经济学界还停留在把改革看做一组旨在“调动积极性” 的政策措施时，他们则把其作为经济系统的跃迁过程来分析［10］，这对当时中国学者思想转变起到了促进作用。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耶鲁大学的J.托宾教授、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教授以及当时在世界银行任职的英国经济学家A.伍德教授也来到中国，并参加了著名的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他们对于如何治理通货膨胀提出了具体措施。随后，弗里德曼、张五常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也先后来到中国，在中国考察并为改革建言。
除了“走出去，请进来”这一直接交流渠道外，阅读国外经济学的教材和书籍成为中国学者学习西方经济学的间接方式。早在20世纪80年代，商务印书馆就推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上海三联书店推出了“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与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巧妙地形成互补之势，这其中不乏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和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著作。如，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亨利·勒帕日的《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詹姆斯·M.布坎南的《民主过程中的财政》等。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学界更为开放，出现了引进、翻译、学习西方经济理论的高潮。奥地利学派、伦敦学派、货币学派、公共选择学派、新制度经济学等新自由主义各学派著作被多家出版社出版。如公共选择学派重要人物丹尼斯·缪勒的《公共选择》、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科斯的《财产的权利与制度变迁》等。尤其是在东欧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解体后，曾经预言社会主义中央计划国家最终会走向解体的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得到经济学界的重视，其代表人物米塞斯的《自由与繁荣的国度》、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等自由主义理论方面的书籍先后出版。这些自由主义的理论借助中国市场经济大船“舶来”，在经济学界广泛传播。
总体来看， 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80年代中期，中国理论界受东欧经济学家思想影响较大，尤其匈牙利经济学家J.科尔内在《短缺经济学》中关于传统计划经济的经典分析，对中国经济学界认识传统经济体制的弊端，批判“苏联范式”发挥了巨大作用。20世纪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末期，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理论和科斯的产权理论对中国的影响比较大，这两大理论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均占据显赫的位置，尤其产权理论于80年代中后期传到中国，在90年代兴起了产权理论研究的热潮。科斯理论的传承者张五常多次来大陆讲学，传播其产权理论。据张五常回忆，当时科斯建议他到香港中文大学担任经济学系主任的职务时，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熟悉中文，有责任、有能力向中国人传授经济运行的知识和推广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制度［11］(P490)。国内曾一度形成了“张五常热”：一方面，张五常系列作品先后被不同出版社出版；另一方面，张五常被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邀请讲学，一些媒体不断报道其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张五常热”实际上就是“新制度经济学热”，“新自由主义热”［12］。
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进入加入WTO的冲刺阶段，如何改善政府效率成为理论研究的热点。公共选择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新自由主义学派的理论得到重视，成为学者分析政府失灵的重要理论依据。“小政府”、“透明政府”、“效率政府”等新自由主义范畴频繁出现在学术论文和政策文件中。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经济全球化”也成为热门话题。有关经济全球化的国际学术会议频繁举行，一些倡导经济全球化的重量级经济学家，如蒙代尔、托马斯·弗里德曼等经常出入中国学术交流场所，传播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理念。
除了一些学术研究机构外，高等院校成为接受和传播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主要阵地。［13］在中国经济学高等教育“西学东渐”的国际化的发展过程中，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核心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对其影响逐渐显现出来了。在20世纪80年代初，高校在教材使用及经济学研究范式等方面受西方主流经济学影响不明显。当时，政治经济学是学生的主干课程，主要使用中国学者编写的教材。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一些高校开始开设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说史、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流派。国外一些学者开始来中国执教，例如，著名的美籍华人邹至庄教授自1984年起每年到中国讲授西方经济学，并于1985年发起建立“福特培训班”，在11期教学中，每年都有一些来自欧美的著名经济学家和在欧美名校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精英人物来“福特培训班”执教。1987年，邹至庄倡导在中国大学里应讲授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国际贸易、金融财政等课程。1989年4月，在世界银行专项贷款支持下，原国家教委正式启动编写财经类核心课程大纲，列入的课程共10门，包括西方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比较经济学、国际金融、货币银行学、经济数学基础等。从此，中国经济学教育的二元化格局开始形成。尽管如此，当时承担经济学教学的主要是本土教师，他们其中大部分人是由从事西方经济学思想史等方向教学研究转型而来，只有在个别高校有为数不多的“海归派”。当时在中国学者编写的西方经济学教材中，每一章的后面都有借鉴和批判方面的内容，即所谓“两重性”的分析。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末期，经济学教材发生变化，西方原版教材被逐渐引进。教师队伍也发生了改变，科班出身的国内经济学博士逐渐成为教学的主力。高校对西方经济学的重视程度不断增强，西方经济学成为经济学主干课程，该课程不断被细化，不仅按照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不同的内容来开课，而且还逐步按照初级教程、中级教程和高级教程不同的程度来开设。中国学者编写的西方经济学教材也从批判借鉴改为客观的介绍、描述和全盘接受。21世纪初，中国经济学教育开始进入与国际接轨的发展时期，越来越多的大学开始进入到跨国办学、资源共享的进程。在教材方面，教育部鼓励开展双语教学，英文原版教材被大量引进。在师资培养方面，加大“送出去，请进来”的力度。一方面，教育部和高校自身增强了教师出国学习资助的力度，另一方面，一些名牌大学开始高薪聘请留学博士回国任教及外籍教授来中国讲学。一些高校还通过建立“海外平台”的方式，把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学教学模式嵌入式地引进来，即共建“标准经济学系教学体系”（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率先垂范，其他一些高校先后模仿）。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学一直在学习和模仿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由此带来了深刻变化，集中反映在经济学教育理念和研究范式的转变上。在教育理念上，中国已经走向了国际化，主要是美国化的轨道。这不仅体现在把美国的教科书视为权威的教材，更体现在海外人才引进方面，留美博士和美籍教授占有压倒性优势的比例。目前，如何与国际接轨，创建国际型一流大学，成为一些大学校长津津乐道的话题及为之奋斗的目标。这可以从一些高校管理者频繁组团去海外高校考察、召开教育国际化研讨会、增大海外期刊发表论文的奖励力度等方面得以佐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也发生深刻变化：一是分析问题的基础理论发生了重要变化，西方主流经济学诸多学派的理论成为中国经济学界分析问题的理论基础。从发表的学术论文及高校各类学位论文中得以集中体现。二是在研究范式上已经逐步从“苏联范式”转向“美国范式”。美国主流经济学所倡导的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被一些著名学者作为标准的研究范式进行介绍和推广，其核心方法，即以计量经济学模型为代表的实验实证成为衡量博士论文和期刊质量好坏的重要标准。国内一些顶尖级杂志的选稿方向也随之发生了转型。李子奈、齐良书对1984—2007年《经济研究》发表的3300余篇论文的统计分析显示，以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作为分析方法的论文占全部论文的比例，1984年为0，1992年为5%，1998年为11%，2004年为40%，2005年为56%，2006和2007年为53%。［14］三是试图用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改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者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内加入西方现代经济学的概念和理论，或者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方法改造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