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国家崛起并不意味第三世界的终结
如今，随着新兴国家的迅速崛起，它们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鸿沟，其非同寻常的政治、军事实力及地缘政治机遇，似乎无不昭示着“第三世界”这一全球秩序中的重要概念已经落伍了。
如果贫困、弱小、政治边缘化这些词概括了第三世界，新兴国家或许早就该从这一类别中毕业了。从贸易体系角度来说，新兴国家不应再属于发展中国家的行列；在气候变化方面，新兴国家不应再拿《京都议定书》中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当挡箭牌；而人权保护方面，第三世界主义的主权观念已不能成为其不作为的理由。总之，新兴国家不能再以欠发达、贫穷、殖民主义历史或是历史的边缘地带为借口，逃避其作为新兴大国应该承担的责任。
第三世界已死？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第三世界的源起要追溯到冷战时期，从1955年的万隆会议至1982年的拉美债务危机，第三世界是这一历史阶段的产物。第三世界在经济上致力于发展本国经济，改变贫穷落后的现状；在政治上寻求独立和自治，解决殖民主义遗留问题，摆脱国际政治体系、国际机构、全球资本主义的约束。但冷战后，第三世界一直被视为转型社会，而不是民族国家的一类。如今，新兴经济体与日俱增的外交政策影响、社会的迅速发展、强大的经济动力、与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深度融合等，都给第三世界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尽管分析方式各异，各种社会分析的结论大都指向第三世界的终结。对许多自由主义者而言，第三世界仅仅在抵抗西方自由主义全球秩序时才显得有意义，而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人心，美国被默认为有能力、有实力去诠释这种秩序，人们深信西方的这种全球秩序运作良好并且有着一切问题的解决方案；对现实主义者而言，国际政治是实力的较量，在政治博弈中，主要的分歧存在于那些有话语权的国家与那些势微言轻的国家之间，而作为已拥有了相当实力的新兴国家，其角色必然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对新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在全球化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今天，无论第三世界国家快速发展与否，仅仅第三世界这种观念，就会模糊全球政治的真实特点，与其在新兴国家的概念、归属问题上纠缠不清，倒不如把目光放在国家与社会关系、跨国资本主义下国家角色的演变上。
第三世界仍有存在价值
那么，第三世界的概念是否真的应被抛弃了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在将第三世界弃于历史的废墟之前，我们还需三思而后行。
第一，虽然冷战对于理解第三世界至关重要，但第三世界的历史不能局限于冷战，第三世界运动应该被置于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视阈中。早在19世纪，非西方国家对于由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斗争就已成为当时全球秩序的中心问题。新兴国家的崛起对西方秩序的挑战、权力的更迭、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影响，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也并非冷战时期所独有。
第二，如今新兴国家的崛起与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世界危机密切相关。当时，为了应对美国地位的下降、维持西方霸权，自由主义全球化尤其是金融全球化盛行，而正是这种全球化，这种由债务推动的经济增长，为如今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创造了条件。同时，美国当时主要的外交政策是对第三世界实行主动的侵略性干涉，但同时也加深了美国与第三世界的冲突，这至今还是让美国感到棘手的众多问题的根源。
第三，20世纪70年代的第三世界运动是一场联合_，这构成了一个基本的外交事实，对于理解如今新兴国家的外交政策也至关重要。最近，由新兴国家和地区推动的发展中国家多边主义使第三世界联合重新进入公众视野，而20国集团的成立也在全球治理问题上架起了南北对话的桥梁。
第四，包括印度、巴西、南非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在各人均指标上的劣势决定了它们仍处于第三世界。如今，新兴国家的实力很容易就被夸大，它们在全球秩序中地位的改变也被很多人高估了。是的，中国、印度、巴西都在WTO拥有否决权，20国集团也确实给高级别对话的性质带来了改变，但很难说这些改变是革命性的。就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而言，它们仍是规则的接受者而非制定者。
第五，在关乎全球问题的对话中，第三世界概念的存在有利于新兴国家的利益。新兴国家的出现势必增加了南北对话的复杂程度，以气候变化为例，尽管“基础四国”同意被列入“主要排放者”一类并承担相应责任，但气候问题的解决仍然不能将广大贫穷、不平等、视发展为当务之急的第三世界国家排除在外，正因如此，新兴国家可以对此加以利用，强调全球事务处理中的道德问题，从而在大国博弈中改变利益分配。
由此可见，第三世界的概念对于理解当今新兴国家的崛起有其积极意义。而今后在研究新兴国家时，简单的二分法分析是不够的。在全球化对新兴国家和社会的影响上，我们已经走了太多的极端。现在迫切需要的是理解外部和内部的关系，洞悉西方国际秩序和资本主义现代化渗透至不同地区和民族的过程，以及在这种彼此融合的过程中所形成的观念和看法。这样，我们才不会再把注意力只集中于金砖五国上，转而关注每个新兴国家内部都在发生的智力和政策重组，正是这个过程，使得新旧观念和政策融合在一起，防止新兴国家仅仅成为西方意识形态下的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