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与环境福利的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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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加入WTO十年来，我们在收获自由贸易顺差带来经济发展的同时，中国环境容量的减少和中国人民享受清新环境权利的锐减也是显见的，特别是面临世界气候变迁和低碳减排的压力，在下一步的发展中，我们需要积极研讨科学应对的策略，以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和民生环境福祉的双赢。
贸易顺差与环境福利逆差并存
贸易促进了经济发展，加入WTO后通过贸易增长带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了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个成员国，此后中国的贸易增长是十分迅速的。这从如下的数字变化中可得到佐证：2001年的出口总额是22024.4亿元，2002年是26947.9亿元，2010年是100987.5亿元。与2001年相比，十年间的增长幅度是359%，平均年增幅达到了18.4%。进口总额方面，2001年是20159.2亿元，2002年是24430.4亿元，2010年是89269.1亿元，总的增长幅度是343%，较2001年平均增幅也是18%。进出口贸易额对经济增长（以GDP指标为参考值）的贡献率更是保持在了近四分之一的高位，即约9%的GDP平均增长率中的25%是由进出口贸易拉动的。2001年的进、出口贡献率分别是15%和13%左右，2002年到2010年的平均进、出口贡献率分别为26%和28%，其中2003最高值达到了60%以上。
与此同时，中国人享受的环境福利在减少。环境福利是人类除了基本生存条件满足的前提下追求清新空气和洁净水源等环境权的需要，且要保证代际环境权的公平与可持续。统计发现，加入WTO后中国的能源消耗大增，污染排放也在不断扩大，目前我国已经不存在轻度碳排放的省区。与美国相比，同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经济体，中美双边贸易因为差异互补而使中国保持了十余年来的贸易顺差，同时，中国也被指为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有关研究数据显示，1994-2001年的内涵污染条件指标平稳增长，2001年达到顶峰，随后有变小的趋势。中国在加入WTO后从美国获得的进口内含污染量增大，出口内含污染量减小。美国则相反，随着贸易自由化的拓展和国际贸易分工合作模式的调整，美国因进口他国的货物和服务而造福本国人民，将大量满足本国发展需要的制造工厂转移到了其他国家，也将大部分的碳排放转移到了其他国家。相反，中国却成了“世界工厂”，且随着贸易顺差的扩大，承担了大量为满足其他国家人民生活需要的碳排放。
平衡贸易与环境利益的经济学解释
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理论界争论的焦点，将环境因素引入其中矛盾就愈加激烈。症结在于人们总是难以平衡长期与短期利益、阶段性经济增长与可持续环境受益、人民物质享受与环境福利之间的关系。
第一，阶段性经济繁荣需要警惕污染扩大化的趋势。环境库兹涅茨理论认为，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呈倒U形关系，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一般认为美国的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或是其他国家的人均GDP达6000美元时），污染才有可能改善。然而，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的长期趋势与库兹涅茨曲线并不一致，即普通能源消费的是稀缺的可耗竭资源，二氧化碳的排放随着人类生活水平提高而不断增加，这种刚性有时会导致环境的不可修复，即超过了环境阈值导致生态系统崩溃，致使环境容量大幅度下降。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依然没有达到库兹涅茨拐点，现阶段若一味追求环境目标而忽视经济发展是不符合中国现实需要的。
第二，国际贸易中的环境总效应受损。国际贸易带来经济发展的同时，相伴而生的环境效应未有定数。贸易中的环境效应被分解为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规模效应三个方面。结构效应是基于比较优势理论专门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他的比较劣势产品，使得该国的产出结构发生变化。技术效应主要是因为消费者偏好绿色产品和清洁环境导致的环境友好技术的外溢，生产单位产品的社会总环境污染降低，一般为正效应。规模效应是贸易带来经济增长产生的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变化，一般而言，经济增长多少，污染物排放量也会相应增加多少。中国的经验数据显示，比较优势集中于相对清洁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劣势集中在污染较多的资本密集型、土地密集型和能源密集型产业，进出口贸易增长及贸易顺差带来的结构效应和规模效应均为负值，且远远超过技术效应引致的正面影响，因而，现阶段的贸易顺差带来的环境效应为负，即环境污染增加，环境总效应受损。
第三，进出口产品结构性矛盾引致环境恶化。有数据研究证实，中国进口产品主要集中在石油加工业、金属矿采选业、化学工业等高碳排放行业，出口的产品多源自批发和零售贸易业、服装业、电子设备制造业等中、低碳排放行业。比较进出口的完全碳排放强度，出口转移到其他国家的污染要远远小于进口带给国内的污染，且随着贸易顺差的持续扩大，必然加剧这种进出口结构效应的环境负面影响。基于目前的进出口格局，出口并不是引致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相反，是进口增长导致了国内环境污染扩大化的趋势。
第四，跨境污染使中国成为“洋垃圾”的天堂。贸易自由化使得污染从发达国家流向了发展中国家，环境标准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成为了污染密集型产品的避难所。那些有着较高环境标准的发达国家，一方面为迎合国内企业界获得选票支持，政府宁愿执行较低的环境标准，致使世界整体的环境标准就低而不就高；另一方面，为了讨好激进环保主义者们，他们又频频声讨发展中国家的低标准带来的平均环境福利水平的降低，要求提供相对统一公平的环境标准和竞争环境。出于全球环境福利水平的最优考虑，世界各国都在找寻解决跨境污染内部化的途径。基于合作博弈理论的国家间一致行动计划要求合作体内部各成员国在废气排放或污染转移方面必须采取统一行动来降低成本，通过国际财政转移或是双边关税减低来分享国内消减污染的成本。然而，收益分配不均条件下的国际合作困难重重，国家间正式协定又需要高额的交易成本，治理跨境污染问题的有效国际合作路径一直都在探索之中。
未来贸易与环境平衡的战略选择
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大国，中国面临着经济持续发展的压力，又不得不肩负着保护本国环境和全球环境福利的责任。在以经济发展为必要约束的条件下，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好贸易带来的经济利益，合理规制以减少贸易中的环境损失。
国家已经明确“十二五”期间将加强结构提升和产业发展，这是一个大好时机。我们可以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进出口产品结构；通过进出口产品结构的调整带动和保障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为了实现这种结构性转变和调整，需要配套出台一系列的经济政策和环境政策，平衡“三驾马车”的协同效应，特别是平衡进出口贸易中的结构性效应和规模效应。一方面是要鼓励“两高一资”产品的进口，提高进口产品的污染减排量。通过技术创新带动有竞争优势的环保产业的发展，提高一次能源利用效率，开发可再生能源等新兴能源，降低能源进口数量和对外依存度；培育有特色的国际服务贸易企业，大力发展旅游、文化、运输、服务等产业。另一方面通过系列的法规政策和制度建设，提高相关行业和产品的环境标准门槛，并配合环境税等经济手段来实现“灰色贸易”向“绿色贸易”的转变。
贸易顺差与环境福利逆差并存
贸易促进了经济发展，加入WTO后通过贸易增长带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了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个成员国，此后中国的贸易增长是十分迅速的。这从如下的数字变化中可得到佐证：2001年的出口总额是22024.4亿元，2002年是26947.9亿元，2010年是100987.5亿元。与2001年相比，十年间的增长幅度是359%，平均年增幅达到了18.4%。进口总额方面，2001年是20159.2亿元，2002年是24430.4亿元，2010年是89269.1亿元，总的增长幅度是343%，较2001年平均增幅也是18%。进出口贸易额对经济增长（以GDP指标为参考值）的贡献率更是保持在了近四分之一的高位，即约9%的GDP平均增长率中的25%是由进出口贸易拉动的。2001年的进、出口贡献率分别是15%和13%左右，2002年到2010年的平均进、出口贡献率分别为26%和28%，其中2003最高值达到了60%以上。
与此同时，中国人享受的环境福利在减少。环境福利是人类除了基本生存条件满足的前提下追求清新空气和洁净水源等环境权的需要，且要保证代际环境权的公平与可持续。统计发现，加入WTO后中国的能源消耗大增，污染排放也在不断扩大，目前我国已经不存在轻度碳排放的省区。与美国相比，同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经济体，中美双边贸易因为差异互补而使中国保持了十余年来的贸易顺差，同时，中国也被指为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有关研究数据显示，1994-2001年的内涵污染条件指标平稳增长，2001年达到顶峰，随后有变小的趋势。中国在加入WTO后从美国获得的进口内含污染量增大，出口内含污染量减小。美国则相反，随着贸易自由化的拓展和国际贸易分工合作模式的调整，美国因进口他国的货物和服务而造福本国人民，将大量满足本国发展需要的制造工厂转移到了其他国家，也将大部分的碳排放转移到了其他国家。相反，中国却成了“世界工厂”，且随着贸易顺差的扩大，承担了大量为满足其他国家人民生活需要的碳排放。
平衡贸易与环境利益的经济学解释
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理论界争论的焦点，将环境因素引入其中矛盾就愈加激烈。症结在于人们总是难以平衡长期与短期利益、阶段性经济增长与可持续环境受益、人民物质享受与环境福利之间的关系。
第一，阶段性经济繁荣需要警惕污染扩大化的趋势。环境库兹涅茨理论认为，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呈倒U形关系，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一般认为美国的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或是其他国家的人均GDP达6000美元时），污染才有可能改善。然而，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的长期趋势与库兹涅茨曲线并不一致，即普通能源消费的是稀缺的可耗竭资源，二氧化碳的排放随着人类生活水平提高而不断增加，这种刚性有时会导致环境的不可修复，即超过了环境阈值导致生态系统崩溃，致使环境容量大幅度下降。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依然没有达到库兹涅茨拐点，现阶段若一味追求环境目标而忽视经济发展是不符合中国现实需要的。
第二，国际贸易中的环境总效应受损。国际贸易带来经济发展的同时，相伴而生的环境效应未有定数。贸易中的环境效应被分解为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规模效应三个方面。结构效应是基于比较优势理论专门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他的比较劣势产品，使得该国的产出结构发生变化。技术效应主要是因为消费者偏好绿色产品和清洁环境导致的环境友好技术的外溢，生产单位产品的社会总环境污染降低，一般为正效应。规模效应是贸易带来经济增长产生的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变化，一般而言，经济增长多少，污染物排放量也会相应增加多少。中国的经验数据显示，比较优势集中于相对清洁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劣势集中在污染较多的资本密集型、土地密集型和能源密集型产业，进出口贸易增长及贸易顺差带来的结构效应和规模效应均为负值，且远远超过技术效应引致的正面影响，因而，现阶段的贸易顺差带来的环境效应为负，即环境污染增加，环境总效应受损。
第三，进出口产品结构性矛盾引致环境恶化。有数据研究证实，中国进口产品主要集中在石油加工业、金属矿采选业、化学工业等高碳排放行业，出口的产品多源自批发和零售贸易业、服装业、电子设备制造业等中、低碳排放行业。比较进出口的完全碳排放强度，出口转移到其他国家的污染要远远小于进口带给国内的污染，且随着贸易顺差的持续扩大，必然加剧这种进出口结构效应的环境负面影响。基于目前的进出口格局，出口并不是引致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相反，是进口增长导致了国内环境污染扩大化的趋势。
第四，跨境污染使中国成为“洋垃圾”的天堂。贸易自由化使得污染从发达国家流向了发展中国家，环境标准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成为了污染密集型产品的避难所。那些有着较高环境标准的发达国家，一方面为迎合国内企业界获得选票支持，政府宁愿执行较低的环境标准，致使世界整体的环境标准就低而不就高；另一方面，为了讨好激进环保主义者们，他们又频频声讨发展中国家的低标准带来的平均环境福利水平的降低，要求提供相对统一公平的环境标准和竞争环境。出于全球环境福利水平的最优考虑，世界各国都在找寻解决跨境污染内部化的途径。基于合作博弈理论的国家间一致行动计划要求合作体内部各成员国在废气排放或污染转移方面必须采取统一行动来降低成本，通过国际财政转移或是双边关税减低来分享国内消减污染的成本。然而，收益分配不均条件下的国际合作困难重重，国家间正式协定又需要高额的交易成本，治理跨境污染问题的有效国际合作路径一直都在探索之中。
未来贸易与环境平衡的战略选择
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大国，中国面临着经济持续发展的压力，又不得不肩负着保护本国环境和全球环境福利的责任。在以经济发展为必要约束的条件下，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好贸易带来的经济利益，合理规制以减少贸易中的环境损失。
国家已经明确“十二五”期间将加强结构提升和产业发展，这是一个大好时机。我们可以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进出口产品结构；通过进出口产品结构的调整带动和保障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为了实现这种结构性转变和调整，需要配套出台一系列的经济政策和环境政策，平衡“三驾马车”的协同效应，特别是平衡进出口贸易中的结构性效应和规模效应。一方面是要鼓励“两高一资”产品的进口，提高进口产品的污染减排量。通过技术创新带动有竞争优势的环保产业的发展，提高一次能源利用效率，开发可再生能源等新兴能源，降低能源进口数量和对外依存度；培育有特色的国际服务贸易企业，大力发展旅游、文化、运输、服务等产业。另一方面通过系列的法规政策和制度建设，提高相关行业和产品的环境标准门槛，并配合环境税等经济手段来实现“灰色贸易”向“绿色贸易”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