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三十年读书心得1000字范文
读罢《激荡三十年》,不禁让我想起《三国演义》中的卷首词《临江仙》中那句“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激荡三十年读后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激荡三十年读后感1
花了不少时间,终于看完了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掩卷之余,一种忧虑参杂着几丝激愤久久地挥之不去。对于中国来说,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以来的三十年,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三十年间中国企业的发展也经历了无数次波峰浪谷的考验,才走到今天。看完全书,就像对刚刚过去的三十年做了一次全盘梳理,国家的命运,企业的命运和个人的命运是那么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经历了这三十年的发展,今天的中国越来越被世界认可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我们国民也越发感受到正在成为大国子民的自信与自豪。然而,在高速发展的背后,隐藏在表面繁荣底下的,却还有那么多值得我们忧虑和警惕的东西,这些东西如果今天还不能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和改进,也许在不久的某一天,我们终将会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
首先,民营企业的发展环境令人困惑。从改革开放之初到现在,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很多时候是游离在国资或外资背景的企业之外,艰难生存,他们事实上在很多领域充当了改革的试验者,但往往当条件成熟了之后,有资格摘取果实的却并不是他们。而当执政者发生犹豫或妥协时,被推出来示众的却是他们。他们似乎也早已习惯了这样的生存环境,并不做过多的无用抗争,而继续寻找被忽略的夹缝以求得生存。纵观三十年,不可否认,正是有了这些始终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民营企业的参与,才渐渐形成了更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市场模式,而市场的出现才催生了竞争机制,有了竞争才有可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到今天,民营企业已成为最大的就业基地,它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也越来越举足轻重。但是当更多的外资借着全球化的脚步进入这个国家各种重要行业的时候,民营企业依然被很多领域阻挡在家门口。这样的一种不公平和不平衡,不免使人困惑和唏嘘。
其次,现阶段国内的大部分企业依然是在没有核心技术的低水平的层次上靠打价格战为生,这和当前低素质的劳动力条件分不开,也和中小企业缺乏技术投入的实力有关。我们曾自豪于我们是世界工厂,但是现在终于明白,其实我们只是装配车间,很少技术含量,况且就是这种低技术含量的工作我们也做得并不好,中国产品往往是价廉质次的代名词。我们的优势仅仅是劳动力成本低。这也正是这三十年间,大多数的企业都只昙花一现的原因。像鲁冠球,张瑞敏,柳传志等依然还活跃在开创初期的行业里的,实属凤毛麟角。即使这样的企业,他们也并不是因为技术领先或质量上乘而得以不败,想要坐稳坐强,对他们来说依旧任重道远.更让人忧心的是,这样的一种模式在近期内还看不到有明显变革的可能。
第三,我国目前的国企绝大多数是垄断行业,这种靠国家背景和资源立足的企业究竟能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他们能不能作为支撑起我们这个国家的栋梁之柱,他们又是不是能提供可资借鉴的有益经验从而让更多的企业走上良性发展的正确道路?他们能代表中国企业的发展方向吗?
第四,执政者究竟选择国退民进还是国进民退的策略,他们眼里的“民”究竟代表了谁?
如果说改革初期因为朱镕基实行了抓大放小的战略,而使国有企业走出困境的话,那这一战略在客观上也起到了国退民进的效果。由于大量中小企业的转制,使一大批原来的经营者成了企业的所有者,他们无疑是最大的得益者。这其中的很多企业,正是因了所有制的改变而重新焕发出生机,再度走上了发展的道路。企业的员工,也有了和企业共同发展的空间。另一方面,由于国家释放了更多的自主权,当面对自己并不很确定的新生事物时又能采取更为宽容的态度,使生产力和积极性都大幅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也带动了市场消费的活跃繁荣,这是一段良性循环的美好时光。然而,由于初期政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特别是贫富分化日趋严重,社会矛盾爆发频繁,使政策的走向发生了偏移,政府更倾向于回到加强中央控制的局面,试图通过中央的协调而使过激的矛盾得以缓和。也许矫枉过正了,再度的中央集权之下,国有资本的不断壮大和民间资本的相对萎缩,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贫富分化的矛盾,大量国有资本的积累最终又有限地用到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民生领域当中,原来的矛盾并没有得到有效缓解,而更多没有国资背景的企业的发展却障碍重重。国进民退的格局不免让人想到“与民争利”,而争来的利究竟肥了谁的腰包?
第五.如何更理性地处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可口可乐对汇源果汁的并购事件曾被炒得沸沸扬扬,最终以商务部的否决而暂时告终。如果这种民间的纯竞争性行业的并购也需要举起民族主义大旗的话,令人惊讶的却是,为什么我们的石油、银行等事关国家安全保障的领域的股改,却可以以向外资定向融资的方式一路畅行?回想起改革开放之初,因为怕被资本主义企业渗透或消灭,有一股很顽强的势力坚决反对与国外合资或被外企收购,朱镕基为此曾感慨,就那么几个胶卷,难道还能让社会主义变了颜色。当政治思维试图主导商业行为时,企业和企业家也许就离末日不远了。而在一个传统的以政治为纲的历史背景之下,要跳出这种思维模式又有着怎样强大的阻力
最后,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年代,道德的底线不断被刷新,我们却仍未找到有效的制约手段来遏止它,相反这条底线还在被越来越多的人踩踏和蔑视。
三十年过去了,今天的我们究竟应该以怎样的姿态总结过去,指导现在并给未来以启示?
激荡三十年读后感2
从84年开始,中国的改革开放再次进入快车道。一大批今后叱诧风云的企业随后成立。联想,TCL,创维,四通......他们改造着中国的社会。作为83年生人,我可以清晰记得“四通打字机”的广告,随后的还有太阳神,娃哈哈(1989),还有无数知名企业。
好日子一直持续到1988年。在这一年,由于双轨制的无法继续下去,国家打算完全放开物价政策。孰料通胀严重,改革不得不半途而终。人们没有享受到改革的利益,却看到了改革的失败,不满情绪日益膨胀。加上国外政治形势,改革一度陷入僵局。书中对此段历史语焉不详的带过,没有只字提及政治,实为不得已。
89过后,政策一度紧缩。但也有人在那一年脱颖而出:史玉柱。在89年这个边城小子,以狂放不羁的形象闯入深圳,赤手空拳赌出天下,一度成为青年们心目中的偶像。
然而历史的车轮一旦转动,就很难停止。在接下去的几年,那些有远见卓识的人依然在积累着他们的财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牟其中和仰融。在1991年,自认为商业天才的牟其中终于完成了他的神话。他不花分文,用价值4亿的罐头装满了500节车皮运到苏联,换回了4辆苏制飞机,据说此中利润1亿。在这笔交易以后,他荣登大陆富豪榜首位;但是也是在这笔交易之后,他没有完成过任何像样的交易。他发现了这种资源的调配的神秘,但是无法掌控。最终在若干年后被指控诈骗罪,现于武汉服刑。
仰融则是另一个神秘高手,甚至到如今依然是。通过国内最早的海外注册控股,美国上市,他积攒了巨大的财富。近年在于辽宁政府的博弈中出局,但旋即又起。目前也没人了解他的行踪,但他无疑是一个优秀的资本玩家。
92年邓公南巡,再度给改革注入了活力。一批企业随机入市。他们将在随后的市场上起起伏伏,创造属于他们的奇迹。这将是《激荡三十年》下一部的内容(以上内容为上部读后感,下部还没出)。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期待着。
激荡三十年读后感3
这些天,我在为一股浓浓的中国商业历史的厚重感所包围,仿佛回到了风起云涌的激荡起伏的年代,----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撰写的《激荡三十年》一书深深吸引了我,使得我不得不利用闲暇时间,混杂着好奇和烟薰草般莫名的兴奋快速地读完它,读着读着,我总会有一种血脉贲张的感奋。
该书以编年体的形式记录了中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年大国崛起的长达三十年的中国经济史上发生的具有一定历史意义的事件以及推动、影响这个历程的标志性人物。在这个特定的阶段实在有太多太多值得大书特书的人和事,写出这部书自然具有非凡的史诗意义!
柳传志、王石、任正非、刘永好、史玉柱、马云、丁磊、张潮阳、倪润峰、张瑞敏、李经纬、步鑫生、牟其中……一个又一个闪亮的名字重新在这部书里跳跃出来,兴奋着我的神经。他们是改革标本人物,他们是无烟商战中的英雄,他们是第一批敢于冲出“禁锢”的条条框架,勇敢往前迈步的改革先锋,他们是中国梦的早期实践者,他们为中国的经济的“破茧而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或者提供了可供日后借鉴的宝贵经验!读到关于他们的已经为我们熟悉的、有些还有陌生的故事,我的敬重之情油然而生。因为他们,我们的世界依旧令人着迷。----他们没白活一回,他们身上有太多的闪光点值得我们学习!
1978年至20年,差不多是跟我同出生、同成长的一段历史!时光荏苒,我从一个懵懂孩童长大成一个渴望了解这个世界的、有一些想法的青年。我不曾身临其境感受那些经历了后激进思潮涌动、致富的念头蠢蠢欲动的年代,不曾经历那“投机倒把”时的只要胆子够大发迹就相对很简单的“淘金年代”,不曾经历那“脑体倒挂”时期的迷茫,不曾深刻感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到来时的恐慌……可是,作为一位当代知识青年,如果不了解如此近的中国商业史,就是与时代脱节,就是有着不够完整的人生。幸好,我有幸借助这部《激荡三十年》比较完整地了解了这段重要的中国经济史,同样能感受到那已然逝去的三十年的波澜壮阔,也恨自己晚出生二十年以致未能也投身到那激荡的岁月中,我能为中国的经济做点什么?----或许未来我能一试,在这个更加多元化、更加复杂的年代,以史为鉴,为的是更好地走好未来。
每一位关注中国经济的人都应该读一读这本书。回顾中国改革开放,这本书不能不读。
激荡三十年读后感4
新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激动人心的三十年,作为中国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中国企业在三十年来的跌宕起伏的发展与成长历程,推动和造就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奇迹。认识与总结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成就,就必定不能绕过当代中国企业的成长史。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撰写的《激荡三十年》正是一部以1978年至20年期间中国企业为对象的中国当代企业史。该书上册部分一出版,就在中国财经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受到了国内众多经济学家和主要财经媒体的推荐,自出版以来一直是国内图书销售排行榜上的热门图书。
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读《激荡三十年》都会生出许多不同的感悟。正如该书作者在该书前言部分所言,企业的历史构成了中国经济成长的表象。我想从该书所叙述的中国企业的发展历程上的视角中,探究中国经济改革的逻辑。作为我对《激荡三十年》的读后感想与思考。
“生还是死?这是一个问题!”是莎士比亚撰写的戏剧《哈姆雷特》中的一句经典台词。从目前出版的中国现代史来看,有一个共识,那就是结束后的中国经济正处于崩溃的边缘。在此背景下,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是摆在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人肩上的历史重任,正如上面的哈姆莱特之问一样。中国ZF无论主动还是被动,无论积极还是着急,经济改革的序幕在1978年正式拉开了。
多少年后,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公同志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但我们从邓公流传至今的改革名言来看,在改革初期,那时候国家对于怎么进行经济改革,其实尚没有一个全面、系统和清晰的改革思路的。比如“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等。直到1992年邓公南巡讲话首次提出“三个有利于”的评判标准,中国ZF改革开放的思路才开始变得系统、清晰起来。而这一历程反映出了一种什么样的改革思路变迁呢?《激荡三十年》(上)给我们提供一个完整而清晰的视角。
1978年,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元年。这一年国家恢复了高考,召开了全国科技大学,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给人一种“气候”确实变化了的感觉。这一年,经济改革开放总设计邓小平开始访问考察了东亚经济强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寻求改革经验。但这一年“中国最重大的经济事件并不发生在城市里,而是在一个偏僻、贫穷的小乡村。”该经济事件即闻名全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小岗村大包干的经验随后迅速推广至全国,给中国农村带来了举世公认的变化。现在我们无法确知隐蔽进行的小岗村民办产到户的行为与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有多大的关系。但我们知道包产到户行为在中国农村并非首次,早在1956、1957年间,浙江永嘉和温州地区便先后出现了村民秘密组织开展的包产到户活动。但与小岗村境遇不同的是,浙江永嘉和温州地区的包产到户行为受到严厉批判而终止。由此,我们可以推断的是,小岗村民办产到户的行为在1978年被决定进行经济改革的中国ZF允许“尝试”。结合该书所描述的1979年开展的以首钢等八家企业为试点,以“放权”为主题的国企改革,和在没有国家计划和财政拨款下利用香港招商局开发深圳蛇口工业区(即深圳特区的雏形)的尝试。到1980年在个体经济已经如杂草般纷生的时候才开始颁发第一张个体化营业执照,无不表明ZF初期推动的经济改革其实就是一种允许“尝试”、认可“尝试”的改革。允许“尝试”、认可“尝试”和鼓励“尝试”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逻辑起点。
中国30年卓有成效的经济改革,以后被经济学家总结为渐进式改革。与苏联、东欧推行的“休克疗法”相对。后来被邓公总结出来的两个“意想不到”,一个是上面阐述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业发展的巨大推动力,另一个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这些都不是改革者的事先设计。而作为改革者事先严格设计和事中着力推行的国企改革,无不面临事后的失败。《激荡三十年》给了我们一个关于国企改革的全景式的展示。
1979年,扩大企业自主权成为国企改革的第一步,选择了首钢等八家进行以“放权”为主题的试点。“放权”之后又开始“让利”试点,这些改革措施在试点时很有效,但推广起来却无效。继而实行的“利改税”、奖金激励制度、承包制等改革,无不同样虎头蛇尾,陷入推广开来后的试点效应递减的泥淖。那个时代的改革人物周冠五、步鑫生、马胜利甚至德国厂长格里希都只能在一时辉煌后归于落寞。后来有关国企的改革与国企一样陷入了困境乃至绝望,改不好就卖掉,卖掉国企自1991年以后在开始许多地方ZF风靡一时,直至20年的郎顾之争。期间国家仍然对大部分国企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探索,包括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行股份制改造,推行增量改革等。
与国企的艰难改革相比,不曾被重视的乡镇企业却异军突起。在上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与国营企业的交手几乎每战必胜。乡镇企业是一个中国式的名词,它诞生在计划经济依然强大但已开始被撕破口子的背景下,是在特定意识形态和经济制度下的产物。《激荡三十年》给我们展示的上世纪80年代的乡镇企业,其实就是农民企业家依托地方ZF、在国有企业夹缝中求发展的环境下办立的企业,具有浓重了个人色彩。待到1992年意识形态和经济体制之争了断后,那些依靠地方ZF的庇护而发展壮大起来的乡镇企业,纷纷以各种千奇百怪的方式完成了产权的清晰化,变成了一个个民营企业。诸如浙江鲁冠球的万向集团、江苏蒋锡培的远东集团等。可以说,乡镇企业诞生与国家管理的真空地带,它们从来没有被国家规划,它们的发展不仅出乎了国家决策者的意料,也在世界企业产权史上绝无仅有。
虽然乡镇企业从来没有被规划,但至少也是带着红顶帽子的“官商”,但私有企业却不一样,它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低贱”的代名词。中国的经济改革发轫于1978年,但在1988年之前,中国大地上只允许存在私人性质的个体户。直到1988年,私营企业作为一种企业形态才开始被“试点”,其后不久还多次被打压。但口子一开,私有企业无论千回百转,也不曾止步地野蛮生长。与以往不同的是,1978年之后的中国ZF愿意“先让它们走一走、看一看再说”。它们也就成为了决策者“摸着石头过河”的河中的一块块坚实的石头。
外资企业是中国经济改革棋局中的另一股力量。如果说乡镇企业、民营企业是不曾被规划的话,那么外资企业与国有企业一样,它是被ZF进行过严密规划的。从最开始的以合资建厂的方式引进资金、技术和设备,到后面引进先进的管理制度。中国经济改革的决策者从一开始就明白,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必须要借助于外力。从设立开发五大特区到一系列沿海城市的开放,都有一种作为引进外资企业的前沿阵地的设想。但是外资在80年代对于中国还是采取一种“静而观之”的旁观态度。在深圳建设的前十年中,国有资产增长到250亿元,来自银行的贷款就有180亿元,深圳的奇迹不是靠吸引外资而产生的。到1992年邓公南巡讲话之后,国外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日渐明朗,其后,大规模的外资才开始进入中国,把中国迅速变成了一个世界加工工厂。这种代工模式的经济增长方式让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直至今日始见颓势。
1992年邓公南巡讲话,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是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标准,给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争论一个断然的“终结”,打烂了精神上的最后一道枷锁,释放出的自由激发了一代人去开拓创新,迎来了一个时代的辉煌。
纵观1978年-1992年的经济改革历程,我们可以看到,被事先设计的国企改革一直徘徊于低效率的泥淖,一而再,再而三,多次变革举措都收效甚微,乏善可陈。被事先规划的外资引进方案,确并未受到青睐。反而不曾被规划的乡镇企业和多次打压的私营企业却在广袤大地上野蛮蓬勃生长。这似乎是一个很不应该的结果!三十年后的我们无比崇拜我们ZF的力量,认为我们的ZF无所不能,克通胀、保民生、促就业、抗危机,似乎我们的ZF宏观调控的第四只手远远强于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的第三只手。回首我国经济改革的前十四年的发展历程,我们不由的发现,真正的变革的力量都是诞生在ZF管制最少的地方或权力无法抵达的真空地带,一如偏远的温州山区、交通落后的义乌小镇或山高皇帝远的福建晋江。
解放生产力,永无止境!
激荡三十年读后感5
假期的时候有幸看到了一本书,一本仰慕了很久的书《激荡三十年》。作者吴晓波用写实的手法向我们展现了一段历史,改革开放的历史,改革开放中那些企业跌跌撞撞摸着石头过河的历史,这也是一部传记,企业家的传记,那些在那段特殊的岁月里光荣悲壮起伏跌宕的人物传记。
这是我第一次以阅读的方式接触这段历史,1978—20,虽然其中的20年我是亲自参与。对于企业的发展,之前或多或少也关注过一些,知道一些事件粗略的背景,然而能够以“读史”的方式去接触,还是第一次。这本书让我机会从一个宏观的角度用全面的视野去了解,这三十年,中国的市场是怎样建立的,中国的企业是怎样发展的,那些企业家又做了些什么。
本书是以编年体的形式写的,从1978年到20年具体的说应该是20年,中国企业界发生的一些大事,介绍了当年一些影响比较深远的事件,以及与之有关的企业以及利益相关者,当然还包括当时的国家政策国际背景以及相关介绍。
全书书写的风格兼备大气与细致的特点,贯气如虹同时细致入微可以从宏观的角度去把握一个时代的趋势,同时又能身临其境的去感受某一实践主人公的内心坎坷。
里面有很多的故事,企业家和他的企业的故事,年广久和他的“傻子瓜子”,倪润峰和一手带大的长虹的纠葛,李经纬和“健力宝”的产权风波,赖昌星和厦门远华走私案的始末,还有宗庆后与达能的“达娃”风波。每个故事都有背后的故事,都有其时代的代表性。然而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两件故事,一个是朱镕基的“98协议”另一个是李书福的民营汽车梦。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1998年,当时的国家朱镕基提出了施政承诺,“用三年时间让国有企业摆脱困境”是对国企改进的口号。
之后不久,朱镕基与全球胶卷业的老大柯达签署一个协议,政府同意柯达公司对中国胶卷工业实施全行业收购。根据协议,中国胶卷业的7个企业将全部与柯达建立合资企业,柯达承诺投入10亿美元,并把世界一流的感光技术带到中国,这就是轰动了国际商业界的 “98协议”。
在接下来的几年之中,柯达迅速占领了或者说是垄断了整个中国市场,在此之前的中国市场,富士占据着70%以上的市场份额,于是我很疑惑,富士为何不抵制,或者说它的抵制没有任何效果呢?书中介绍了另一段鲜为人知的背景。
90年代初期,汕头公元厂以40亿元的巨资从富士引进设备,1993年前后,公元发生经营危机,时任广东省省长朱森林带着公元厂的管理层飞赴日本,希望获得帮助。但是他们要会面富士领导层的要求竟然遭到拒绝,日本人认为,公元危机是中国人的事,跟他们没有关系,朱森林一行在东京干等数日,结果是双手空空,悻悻而回。这个“拒见事件” 很快在中国政界和企业界流传开来,让不少人咬牙切齿。因此,当富士试图抵制柯达案的时候,竟很难找到愿意为之出面的有力人士。富士在中国竟找不到同情者究其原因也是因为多年的骄横。
富士之后在中国的表现可以用一泻千里来形容,它在中国的市场份额被逐年蚕食。20年,《中国经营报》披露,富士涉嫌大规模胶卷走私,有相当部分甚至与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主犯赖昌星有关。富士对此沉默应对。同年11月,国家经贸委下发文件,认定由富士参股的珠海真科感光材料制作有限公司“未经审批和备案”,被勒令停产。至此,富士在中国的产销渠道均遭遏制。来自市场占领者日本富士的抵制则更是可想而知了,柯达动议明显带有行业垄断的意味,一旦定案,便毋庸置疑地意味着富士从中国市场的出局。
这也就解开我一个小小的疑惑,为什么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大街小巷,只要是冲胶卷的地方就有柯达的连锁店。而且直至今日柯达依然是外资企业在华投资与中发合作最为融洽的企业之一。原来一切的一切都是有背景的。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20年,主人公是李书福,这个草根型的企业家意外地拿到了第一张民营企业造车许可证。他就是今天“吉利”轿车的主人。
如果了解中国汽车史的人就会知道,这是一件“破天荒”的事件,因为吉利的出现意味着民营资本造汽车第一次得到了政府的正式首肯。它被解读成中国加入WTO后的重大产业开放新闻。不过,这一天距离跨国资本被允许进入中国汽车业已经过去了整整20年。
这个浙江台州人李书福,造汽车有三个“先天不足”:只有1亿元左右的自有资金;没有任何汽车业的经验和积累;没有得到任何的政府支持。但就是这么一个门外莽汉最终撬开了死死关闭着的铁门。
在一开始,他就被媒体渲染成了一个“符号”,一个堂吉柯德似的、随时有可能被强大体制吞没的悲情英雄,而李书福本人似乎也十分“配合”这样的形象塑造,他是一个天生的本色演员。
李书福在市场上如蛟龙翻江,在政府面前却战战兢兢。他的那张从监狱工厂转来的许可证不但来路可疑,而且按严格规定只能生产卡车和两厢汽车。吉利要做大,一定要一个合法正式的“准生证”,这成为李书福必须解决的头等大事。根据国家的汽车产业政策,所有的资源及政策都将向一汽、二汽及上汽三大国有汽车集团集中,吉利获合法准生的概率非常渺茫。1999年,主管工业的国务院副曾培炎到台州调研,专程去吉利视察。李书福当面请命:“请允许民营企业大胆尝试,允许民营企业家做轿车梦。”讲到激越处,李书福说,“如果失败的话,请给我一次失败的机会吧。”斯言慷慨,闻者无不动容。
看到此处,我也深有悲凉之同感。不过幸运的是,在20年的11月份,有关部门增发的汽车许可公告中,看到了吉利的名字。李书福终于如愿以偿了。就像文中作者所说的,有些企业家能够成功不是靠了政策的帮助,而是因为他们无视政策的存在。试想如果李书福认命,不敢跨越国家垄断的汽车行业这一“雷池”,那么今天的汽车市场肯定没有吉利这个牌子。
也许在多年以后,汽车市场真正由市场主宰,民营企业家生产的汽车成为人们的宠儿,那个时候我们再来看李书福的这段历史,又是怎样的感慨。是的,就像我们现在回顾过去,很多冒险者为之付出代价甚至生命的“禁区”,今天看来都已是寻常之事。历经数轮成长周期的洗礼,我们已经学会成熟的看待各种变化的过程。30年沧海桑田不过一念之间。
在本书的最后作者还写道这样一段话,中国企业跋涉在一条十分独特的市场化道路上,它们在一系列看似偶发的历史事件和社会变革过程中(譬如“特区”的开设、乡镇企业的意外崛起、亚洲金融风暴的发生、互联网经济的诞生以及十分特殊的资本市场等)不断适应、顺势前行。在这场精彩而多变的历史进程中,根本观察不到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的“客观规律”。
掩卷沉思给我启示是,要以一个积极主动的姿态去了解我所处在的这个时代,不管是国内国外,行内行外,对某些一些影响深远事件,要以一种观察者的心态来看待,角度从宏观到具体再从具体拓深到整体。学会如何观察这个世界,透过新闻热点重要事件我到底要知道什么,得到哪方面的资讯,怎样了解更多的产业、行业以及行业之中的龙头企业,企业之中的风云人物;怎样了解所谓经济圈中的发展态势支柱产业以及发展前景;怎样了解一个高速发展中的地区它的崛起背景,政府的优惠政策,并以此来把握一个行业地区发展的总体状况,机会威胁以及来源。从而预测有可能引发的企业政府消费者三方的博弈以及产生的新的均衡。
这些都是这本书教会我要去思考的。
这是一部历史,但又不仅仅是一部历史,因为里面的故事还在继续,这是一本故事集,但又不仅仅是故事的简单拼凑,因为每个故事之间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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