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有感800字精选
接下来小编给大家带来关于读李鸿章传有感5篇，方便大家学习。
读李鸿章传有感1
作为晚清朝政重臣之一，李鸿章在中国背负的指责和诋毁很多，自我们从中学课本中学到的历史以来，李鸿章这一“卖国贼”的形象就已深入人心。而众人眼中的李鸿章各不相同，唯有梁任公先生的这本《李鸿章传》最为公正。
这是一个英雄眼中的另一个英雄的形象，梁先生在这本书中这样评价李鸿章：“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而这本书，确实是围绕晚清复杂的政治时局中，李鸿章的功与过来写的。
以李鸿章的学识，虽大权在握，但他的成就也就今天看到的这些，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只知道有军事，而不知道有民政，只知道有外交，而不知道有内治，只知道有朝廷，而不知道还有国民。
这本《李鸿章传》给了我颇多收获。
首先，是梁公治史的态度。梁启超和李鸿章是政治上的公敌，但作者曾亲口说道：“这书中有不少为他开脱辩护的语言，很多与时下的论调不一致，这完全是因为作史者一定要禀着公平之心来写。”为自己的敌人写传记，还能脱离世俗的论调，以公允之心来评定，这是一个史家所拥有的胸襟和态度!
其次，是获得了对李鸿章接近真实的认识。从前对他“卖国贼”的认识，在今天读到这本书后，才是真正地把李鸿章放在他所处的时代、政治时局、世界、和周围的人和事中，看到了一个真正的李鸿章。李鸿章虽饱受国人非议，却被外国人誉为“东方俾斯麦”。他所犯下的历史过错不少，不学无术，许多“不平等条约”的中方代表，都是他签的字，但我读到的更多是惋惜。虽对朝廷忠心耿耿却不知体恤百姓，虽从政严谨细心，却不明时局。总的来说，“李鸿章之遇”之所以“悲”，其根源在于整个民族的落后，而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
梁先生的介绍彻底改变了我先前对李鸿章的认识，由此比较中国近代历史人物，李鸿章确实是伟大的开拓者!
读李鸿章传有感2
余读任公之《李鸿章传》，感其不幸，痛其衰亡。然细思其人其事，所以有此悲剧者，乃历史与文化所致也。
放眼全球，中国乃四大古国中唯一文化不断者，其两千余年封建历史之长远，所涉疆域之宽广，无一国可出其右者。余研习物理，知物体有特性曰“惯性”，然历史无惯性乎?况中国以天朝上国自居，数千年矣，又何能于一朝一夕之间改乎?由此，虽外疆渐盛，而国人眼界闭塞一如往昔。元以下之海禁，清特起之锁国，伤人未满一百，自损何止十万!少荃诞于斯时，所见所习唯封建礼教，眼界尚狭，纵年岁渐长，所见所闻不同，其本性已定，再难改矣。任公斥之为“不学无术”，然又如何有新思想、新学术供其幼年所习?合肥行改革，自守旧制，而世间封建余潮尚如泄洪难挡，有成功之法乎?恐非世人所能料矣。此况乃历史与文化共定矣，非少荃一人之悲。
德富苏峰曾言少荃性情如中国人之性情：冷血、自大、隐忍、脸厚、善辩、狡诈，或有过之，然并非虚妄。自古以来，能处高位者，有几人不似少荃?如唐之房、杜，宋之王定国、王荆公 ，明之严分宜，清之陈午亭，无论忠奸，性格中必有特质似少荃者。此乃中国官场乃至民俗文化所定者，其间玄机，一句“物尽天择”可谓道尽，少荃性格如此，并非偶然。
虽然，少荃亦人杰，若宋则为吕夷简，若明则为徐阶，也可称之一代名相，何至于后期如此不堪?盖其所生时代，新旧交替之时，少荃随旧潮，更被历史所湮灭亦。若晚生数十年，未尝不可如任公一般指点人物，快然自足。若少荃泉下有感，必叹“时来天地皆同力，远去英雄不自由”。尝闻“生不逢时”乃人生一大痛，古之人诚不欺我!
少荃之不幸，乃历史与文化之故，非唯少荃一人。少荃之同辈人，亦遭历史与文化湮灭矣。否则，以中国四万万人，岂会“列国皆有英雄，而我国独无一英雄”乎?此两者威势之可怖，余今日见矣，诚为一叹!
读李鸿章传有感3
本书夹叙夹议，梁启超模仿司马迁的《史记》写法，使用纪传体的体裁讲述了从李鸿章的早年落拓，到他参加镇压太平军、甲午海战，创办洋务运动，周旋于世界外交舞台直至死去的一生。
《李鸿章传》的作者用寥寥数字就概括了李鸿章的生平，语言之简练可见其功底：李鸿章， 字渐甫，号少荃，安徽庐州府合肥县人。父名进，文母沈氏,有子四人,瀚章官至两广总督,鹤章昭庆,皆从军有功。鸿章其仲也。生于道光三年癸未(西历一千八百二十三年)正月五日,幼受学于寻常塾师,治帖括业,年二十五，成进士,入翰林实道光二十 七年,丁未也。
这段话的主要传达了这么几个信息：李鸿章的字、号，本人籍贯，家庭背景与本人的起点。为官者若要提到政绩，一般会用兄弟的无能或平庸来衬托自己的飞黄腾达，然李鸿章实乃大器晚成之辈。先不说其他，在他的兄长们最高已经做到两广总督的位子的时候，李鸿章的政坛之路才刚刚开始。
接着，梁启超用夹叙夹议的方法讲述了这颗政坛新星缓慢升起之时的世界背景。因为此时，英国人刚准备用船炮利箭打开中国闭关锁国关闭多年的大门，世界上各国的联系随着他们航海贸易的需要日益攀升和航海技术的精进越发的紧密。中国的命运伴随世界的浪潮起起伏伏，而身为晚清名臣中掌握权柄最大也最久的李鸿章，他的一生也早已和满清的命运绑在了一起。所以了解世界的形式，就是了解当时中国的形式，了解中国的形式才能更好掌握李鸿章的命运。
梁启超在书中说到“李鸿章之出生也，值法国大革命之风潮已熄，绝世英雄拿破仑，窜死于绝域之孤岛。”我们可以看到，此时西方倡导民主与自由的呼声日益高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已经连绝世英雄拿破仑都无法抵抗他的命运。接下来又说“东西相距骤近，西力东渐,奔腾澎湃,如狂飚,如怒潮,啮岸砰崖,黯日蚀月,遏之无可遏;抗之无可抗。”西方的力量渐渐渗透到东方，不再像先前一样，英大使因不肯下跪而被满清皇帝拒之门外。而是像狂风怒潮一样猛烈地冲击着海岸，让日月无光，既无法制止，也无法抵抗。因为此时的中国已经因为百年的闭关锁国政策而在世界各国角逐利益的舞台上失去了话语权，既无先进的技术，也无精良的装备。所有的只剩下什么呢，唯有一个腐朽残破的躯壳，正等着压弯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说到这里，梁启超却又为李鸿章辩解了，他说中国“及道咸以后,官吏之庸劣不足惮,既已显著,而秕政稠叠,国耻纷来,热诚者欲扫雰雾以立新猷,桀黠者欲乘利便以觊非分,此殆所谓势有必至,理有固然者耶。于是一世之雄洪秀全、杨秀清、李秀成,因之而起;于是一世之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因之而起。”普通的英雄都是时势造就的英雄，而世间少有的则是能够造就时事的英雄。而对李鸿章的评价之所以褒贬不一，在他死后多年也不能盖棺定论，就是因为他正属于前者。
抛开对李鸿章评语的内容本身，梁启超在本书中妙语频出，凝练了他个人的历史与众不同的看法。譬如他说道“抑中国数千年历史,流血之历史也,其人才,杀人之人才也。”当真是振聋发聩。读到此处，我不免惊觉：中国之人才譬如董仲舒、房玄龄等人不都是入则善诗能文，博览经史，出则大济天下的良臣么?为何到了梁启超这儿就全都成了“杀人的人才”了?原来梁启超所指的人才，是趁乱而出的枭雄，如一世英雄洪秀全、杨秀清、李秀成等，也有趁“乱世英雄”而出的英雄，如曾国潘、左宗棠、李鸿章等。“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盛世中的君主喜欢大兴土木，于是沉重的徭役就落到了农民阶级头上。随着社会越发两级分化，财富不均，农民阶级遂振臂高呼“王侯将相焉有种乎”，于是得到天下被压迫者的响应而“云影者众”。二者一旦交锋，便是针尖对麦芒，随时都会发生暴动蜕变,每次都会带走很多生命。如此反复，中国的历史自然是流血的历史，乱世造就的英雄自然是杀人的英雄了。
此时，除了满清遗老如慈禧太后之流和尸位素餐的官员们不断地在压垮满清的命运之外，早有从满族入主中原就遗留下来的祸根。康乾盛世之后清朝迅速由盛转衰，民力凋敝，官吏骄横，海内日已多事，时至李鸿章进入政坛，经历了各地小型农民起义(如嘉庆元年的川楚白莲教起事和天地会反清复明)和边境地区骚乱动荡的清朝早已是强弩之末，在面对来自西方的船炮的时候，连仓促转身都不能够，哪有什么回旋的余地呢?更别说若盛世之时君主还能用小恩小惠拉拢百姓，现在举朝皆醉生梦死之徒，满清连自身都难保了。
李鸿章成也洪秀全。李鸿章拜师曾国藩之时，洪秀全以一匹夫揭竿西粤，仅二年余，遂乃蹂躏全国之半。洋人本来还把他视为如同法国大革命一般民主觉醒的象征，但在看清他的真面目之后又转头支持清政府与之抗衡，从指头缝隙中漏出一些西方的先进技术给清政府。此时的李鸿章虽有授业恩师曾国藩提拔，在仕途上却因郑魁士的阻挠甚至在家乡安徽都难以立足，正是抑郁不得志之时。李鸿章这时已经三十八了，怀才不遇，只能以自嘲来宽慰自己，不再言禄事。但是，古人有云“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颠沛流离的十年增长了李鸿章的经验和气度，以为他日担当大事之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因为时机不成熟，时代的宠儿必须等待时代的东风，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时势造英雄也。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学到，能抓住机会的是永远在准备的人。一时的抑郁不得志并不算什么，重要的是要看清自身毛病，“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不断改进、充实自己而不是一味地怨天尤人。这样才不会在一次又一次和机会擦肩而过后悔不当初，发现自己除了年岁增长了，其他方面却和过去没什么两样。
果然，到了咸丰六、七年，太平军之祸依旧未平，朝廷希望借用洋人的力量来消除这股灾祸。曾国藩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任用有能力的洋人做将领，训练出一批与世界接轨的新型军事力量，这就是湘军、淮军的前身。随着战火四起，曾国藩向朝廷推荐了李鸿章作为苏州将领的人选。李鸿章经过艰苦作战，一直到同治二年，他终于平定了苏州，由此加封太子少保。李鸿章的军事才能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他总是喜欢先制定计划，对敌军的情势做出精准的预判，然后再出兵制敌。此外，李鸿章爱护军中将士，就像是爱护自己的骨肉同胞一样，爱人者人衡爱之，所以将士们都愿意为他去死。这两点都是李鸿章在曾国藩军中十年间学到的，果然，先前的积累于日后总会有所体现，厚积薄发说的应该就是这样罢。
但在这其中李鸿章做了一件事，反映出他的为人处世中不仅有传自恩师曾国潘谨小慎微的一面，还有属于李鸿章自己的狡诈的一面。他用友人戈登做担保，劝降了太平天国的八位将领，却因为害怕他们狼子野心不受约束，便又反悔杀了他们。在这之后李鸿章虽在官场上更进一步，却也惹得友人不快，伤了友人的心。
李鸿章得到重用后，开始督办洋务运动一事。他虽然本人不喜欢任人唯亲，却又尽数提拔了自己过去的手下，把不合适的人放到了不合适的位子上。对此，梁启超评价到，这也是李鸿章日后事情没有做成功且遭人诟病的一大原因。此外，梁启超还觉得，李鸿章虽懂洋务，却不懂国家事务。他光知道“师夷长技以制夷”，却不知道满清政府的根本弊病在于满清政府的体制本身。李鸿章虽然确实在发展军事、技术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这若是体现在清朝整体能力与世界各国的拉近程度上，也不过是九牛一毛。我也是这样认为的。首先，若是学生带着“干掉老师”的心态来学习，根本不可能学到老师的精髓，老师也是不敢把知识全部传授给学生的，不然不就“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了么;其次，把外国先进的技术生硬地嫁接到满清现有的、落伍的政治制度上，是不可能救活得了中国的。俗话说得好，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制度和经济技术不匹配，所以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只能说是东施效颦了。
读李鸿章传有感4
自古成事皆不易艰难困苦更力行
我历来比较喜欢史书和人物传记，对许多历史人物如王阳明、张居正、曾国藩等的生平传记更是爱不释手。读史书和人物传记不仅能开阔视野、增长见识，让人看到家国兴衰、人生浮沉，更能从中体味到家国兴衰和人生浮沉的背后因素，正所谓“鉴古知今”。也可以避免杜牧所说的“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的困境。
在读梁启超先生所著的《李鸿章传》之前，我对晚清重臣李鸿章的印象只局限于历史书中的介绍，负面评价较多，如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镇压农民起义，但是看了这本书后，对李鸿章的印象大为改观，而且受益良多。
对于为什么给李鸿章写传记，梁启超先生有一段阐述：“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故为李鸿章作传，不可不以作近世史之笔力行之。著者于时局稍有所见，不敢隐讳，意不在古人，在来者也。”阐明了两个目的：一是李鸿章对于中国近代史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要写中国近代史就必须写李鸿章;二是为古人著书立传，更重要的是让后人明白形势，得到启示，而李鸿章正是这样一个极具借鉴意义的人物。
梁启超先生文笔极好，开篇绪论立论稳妥，大开大合：“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举天下人而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乎。举天下人而誉之，斯可谓非常之豪杰矣乎。
兢业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也只有勤奋者、担当者才能对成功者这个称号受之无愧。
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读史使人明智，明智的并不只是开阔了视野，并不是知道了别人怎么做，更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自己该怎么做，启示就是意义，伟人就是标杆，读完了书，就该身体力行，就开始知行合一。
读李鸿章传有感5
余读任公之《李鸿章传》，感其不幸，痛其衰亡。然细思其人其事，所以有此悲剧者，乃历史与文化所致也。
放眼全球，中国乃四大古国中唯一文化不断者，其两千余年封建历史之长远，所涉疆域之宽广，无一国可出其右者。余研习物理，知物体有特性曰“惯性”，然历史无惯性乎?况中国以天朝上国自居，数千年矣，又何能于一朝一夕之间改乎?由此，虽外疆渐盛，而国人眼界闭塞一如往昔。元以下之海禁，清特起之锁国，伤人未满一百，自损何止十万!少荃诞于斯时，所见所习唯封建礼教，眼界尚狭，纵年岁渐长，所见所闻不同，其本性已定，再难改矣。任公斥之为“不学无术”，然又如何有新思想、新学术供其幼年所习?合肥行改革，自守旧制，而世间封建余潮尚如泄洪难挡，有成功之法乎?恐非世人所能料矣。此况乃历史与文化共定矣，非少荃一人之悲。
德富苏峰曾言少荃性情如中国人之性情：冷血、自大、隐忍、脸厚、善辩、狡诈，或有过之，然并非虚妄。自古以来，能处高位者，有几人不似少荃?如唐之房、杜，宋之王定国、王荆公 ，明之严分宜，清之陈午亭，无论忠奸，性格中必有特质似少荃者。此乃中国官场乃至民俗文化所定者，其间玄机，一句“物尽天择”可谓道尽，少荃性格如此，并非偶然。
虽然，少荃亦人杰，若宋则为吕夷简，若明则为徐阶，也可称之一代名相，何至于后期如此不堪?盖其所生时代，新旧交替之时，少荃随旧潮，更被历史所湮灭亦。若晚生数十年，未尝不可如任公一般指点人物，快然自足。若少荃泉下有感，必叹“时来天地皆同力，远去英雄不自由”。尝闻“生不逢时”乃人生一大痛，古之人诚不欺我!
少荃之不幸，乃历史与文化之故，非唯少荃一人。少荃之同辈人，亦遭历史与文化湮灭矣。否则，以中国四万万人，岂会“列国皆有英雄，而我国独无一英雄”乎?此两者威势之可怖，余今日见矣，诚为一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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