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新时代要痛下猛药整治形式主义，攀登新高峰
2019新时代已经到来，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些相关的新时代新发展内容，供大家参考。
不负新时代 攀登新高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艺工作。如何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转变文艺创作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是我近年来一直在探索的问题。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看望了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听取意见和建议。他强调，要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我受到鼓舞，也倍感振奋，明确了自己创作和前进的方向。
与时代同步伐 牢固树立新时代意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这就意味着，我们各个领域的工作都有一个如何适应新时代的问题。具体到文艺领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毋庸置疑，文艺的“高峰”作品，就孕育在这个引领之中。真正称得上“高峰”的文艺作品，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指出的“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振奋民族精神、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
如果我们只是身体进入新时代，头脑仍然停留在过去，我们创作出来的作品，就无法做到总书记所要求的那样“为我们的人民昭示更加美好的前景，为我们的民族描绘更加光明的未来”。
文艺要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砥砺奋进， 70年变化翻天覆地，70年奋斗感天动地，新时代蓝图经天纬地，文艺工作者要敏感于新时代的变化、新时代的风貌、新时代的气质、新时代的进步，为新时代担负起历史赋予的使命和责任，把符合新时代的文艺气象树立起来，读懂新时代，投身新时代，讴歌新时代，培根铸魂，发出强国梦的文艺之声。
载人深潜、载人航天、探月工程、脱贫攻坚等，新时代数不清的奇迹，都值得我们去深入挖掘、热情讴歌。这是文艺创作引领新时代、攀登新高峰的必由之路，更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用文艺汇聚人心、凝聚共识;为时代画像，神情俊美;为时代立传，气象万千;为时代明德，光辉灿烂;用文艺汇聚起亿万中华儿女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
以人民为中心 走进实践最深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顺利实现党的十九大描绘的宏伟蓝图，必须紧紧依靠人民。中国人口众多，是拥有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2018年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共识是奋进的动力。”今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时提出，首先要搞清楚为谁创作，为谁立言，“人民是创作的源头活水”“要走进实践深处”。对文艺工作者而言，最好的题材永远来自人民，最大的幸福是被人民认可。我们要走进实践深处，观照人民生活，表达人民心声，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人民、描绘人民、歌唱人民。
我正在导演民族歌舞剧《扶贫路上》，聚焦基层扶贫第一线艰苦奋斗的党员干部，我和主创团队数次走进广西百色最偏远的角落调研采访，和农民面对面谈心，跟着村第一书记挨家挨户走访，那些默默奋战在扶贫一线的基层党员干部带给我们最真实的鼓舞。这次创作过程，就是一次向人民学习、被人民感动的过程。
做有文化含量的戏剧给观众，这是我们不容置疑的文化责任和担当。观众花时间、金钱、精力看戏，创作者如果不给出一个像模像样的精神产品，那就是失职。戏剧的功能是让大家走进剧场，看到一个故事，从这个故事里得到一些人生的启示、温暖的情感或是冷峻的理性思辨，传递昂扬的正能量。
以精品奉献人民 自信地讲好中国故事
以精品奉献人民，首先要求文艺工作者有打造出精品的愿望、决心和本事。对于舞台艺术而言，要调动诸多艺术家的积极性、创造性，综合地去完成精品的创造，必须不畏困难、团结协作、持之以恒、精益求精。对于精品，从时间上看，是可以常演常新;从空间上看，是可以广泛传播，被人民普遍接受;从作品本身来讲，必须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这三个维度齐备，才可以称为舞台艺术精品。打造精品的目的不是给个人树碑立传，而是需要奉献给人民，由人民来看来评。
作为一个中国人，生活在一个拥有五千年漫长历史文明的国家，应该自觉感到骄傲和庆幸。流淌在我们血脉里的中国文化是五千年一以贯之的。我的作品很多是对中国传统题材的当代解读和全新探索，创新不是一味追求流行，而是要基于本民族的文化和艺术，通过现代技术和视角，做好中国式表达。
从我的处女作《断腕》开始，到话剧《生死场》《赵氏孤儿》《四世同堂》《青蛇》《北京法源寺》《狂飙》，歌剧《长征》等，我导演的几乎都是中国戏。虽然我也导演过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和《李尔王》，但我改成了中国故事。这是因为世界艺术家有对世界名著不同的理解与解读。作为一个中国戏剧创作者终归还是要讲好中国故事，创作出属于中国的戏剧。
我们不能被西方技术控制，而是巧思善用，做出伟大的中国文化故事。西方的技术是可以拿来使用的，在吸收了一些舞台工程化技术、专业能力之后，我所做的依旧是中国式的表达。比如《青蛇》，我们跟德国、英国的设计师合作，该剧受邀美国肯尼迪艺术节、英国爱丁堡艺术节，这一古老的中国故事受到西方观众的喜爱。再如歌剧《长征》，我们运用多媒体技术，通过艺术与技术的结合，展现红军坚定的信仰和“行走的力量”。《长征》自演出以来，这部革命历史题材的歌剧，始终一票难求，主旋律戏剧受到观众喜爱。坚定文化自信，才能讲好中国故事，以精品奉献人民，让人民来评判。
用明德引领风尚 以作品立大德
文艺工作者首先需要自身“明德”，以德为先，不但要恪守做人底线，还要“集芙蓉以为裳，制芰荷以为衣，独好修以为常”，做风霜高洁的道德楷模，自珍自重，勤业精业，有信仰、有担当、有情怀。同时，我们需要把明德放到作品里去彰显，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抵制低俗庸俗媚俗，用作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深沉的家国情怀，立大德、明真理，让伟大的德行光照于中华大地。
我导演的话剧《赵氏孤儿》贯穿着“失义人心不在，失信正道不存”的春秋大义精神，剧情仍取材于《左传》《史记》等史料记载以及元代纪君祥的同名杂剧，但我们力求探讨诚信在时代中所具备的普遍意义;《北京法源寺》则是一出晚清题材剧，讲述了一次困境中的国家突围，剧中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每一个人都是爱国的，他们利益角度虽有不同，但是剧中人没有一个不尽心竭力地希望国家好;在《聆听弘一》中，弘一法师在自觉的严苛戒律中，得到的不是俗眼看到的苦楚，而是超越俗世的极大自由和喜乐。我希望观众能够发现，中国话剧的开拓者李叔同是一位提出“以戒为师”的大德智者，观众能在观剧的同时，明朗自身与时代的关系。
让作品能够启迪人心、传续文化，是我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的壮志情怀。时刻牢记培根铸魂的使命，为时代书写，为人民创作，努力深入现实、共同铸就“高峰”，是新时代文艺工作者应有的自我要求。
(作者：中国国家话剧院副院长)
新时代要痛下猛药整治形式主义
以史为鉴，古为今用。这是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必须坚持的立场观点方法的根本问题。本文先从一个古代“治虚”的故事说起：明朝洪武八年前后，全国各地接连发生了洪水、地震等自然灾害，朱元璋皇帝下诏让朝臣上书议论朝廷政策得失，以便改正。时任刑部侍郎的茹太素写了一份奏章，洋洋洒洒长达17000多字。
看到这份奏章，朱元璋皱了一下眉头，便让中书郎念奏章。中书郎接过奏章便一字一句地念了起来，念到约16500字时已口干舌燥，而此时朱元璋尚未听到重点，于是勃然大怒：“虚词失实、巧文乱真，朕甚厌之!”立即令人将茹太素召至殿上当面责骂，并暴打了一顿板子，以示惩戒。
尽管茹太素在剩下的500字奏章中，提出5条建议被朝廷采纳了4条，但却因为奏文冗长挨了一顿暴揍。《明史·茹太素传》记下了朱元璋的感慨：“太素所陈，五百余言可尽耳。”此后，朱元璋下令制定行政文书规范：“颁示中外，使言者陈得失，无繁文。”
从这个故事使我们联想今天整治“会议多”中的形式主义。这东西之所以屡受群众诟病却又屡禁不止，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虽然大家人人深恶痛绝，可又往往缺失痛下猛药的决心和对策。正是从这个角度想开去，茹太素“虚词失实”挨暴揍的教训就有了现实活性。
凡经历过20世纪40年代、50年代的人，大概都知道这样一句民谚：“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会多，曾经是我们党实行民主、顺应民意的一个标志性景象。不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年代，不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大事小事都要开会研究。
开会干什么?一是集思广益，民主决策;二是“洗澡”“洗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三是学习贯彻党和国家方针政策，明白大是大非。开会，既是民主集中制的表现形式，也是上下级、同志间互相沟通、求同存异的最好方法。发扬民主，调动群众参政、议政、监督的积极性贯穿其中。其重要意义，诚如那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所唱的那样：“他实行了民主好处多”。显然，这个“会多”是一个正能量。
然而，凡事皆有度，物极必反。1952年秋，中共中央西北局调查组发现，咸阳一区7月至10月，区干部因经常开会及配合各方面工作太多，导致中心工作没有按期完成，干部们有怨言。这事引起了毛泽东同志的高度重视，1953年3月，亲自起草了中央《关于解决区乡工作中“五多”问题的指示》。1960年3月30日，他又亲自写下了《反对官僚主义，克服“五多五少”》的党内指示，其中列举历城县委在70天的时间内，县委及县委各部门召开各公社党委书记和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184次、电话会议56次的典例，明确指出，这种情况是不能继续下去的，物极必反……从这开始，“五多”问题一直为我们党改进工作作风所重视。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出台了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提出反对“四风”和“三严三实”的具体要求，都把纠治“五多”作为了重点内容。
然而，值得高度警惕的是，“会议多”的问题一直到今天也没有因我们的强烈反对而消停，而是像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长出一茬，甚至在一些地方成了“臭豆腐”：一边吆喝“精简会议”，一边把开会当了“妙招”;一边要求“减少陪会”，一边将“开设XX个分会场XXX人参加”当作了成绩，把“中心组学习带机关、带直属单位”当作了经验;一边表示“下决心把会议减下来”，一边宣扬“逐级开会贯彻”“层层统一思想”。于是，报上便出现了新的“景观”：某贫困县的县委书记仅一个上半年，就参加了上级召开的几十个会议，加上县里召开的各种会议，粗略算了算，平均下来几乎一半的时间在开会;地处西部边疆的基层连队，连长、指导员在27天里，参加了26次各种会议……
于是，听领导干部抱怨：“要么在开会，要么在去开会的路上”，想深入基层也深入不下去;听机关干部喊累：“领导开会，机关遭罪”，既要整理领导发言材料，又要处理日常工作，“加班加点”成了常态;听基层干部叫苦：“上级要求我们狠抓落实，蹲点一线解决矛盾和问题，但我们却被上级召集的各种会议‘缠住了’”;而群众则戏谑：“领导干部的主要工作就是开会”。其负面影响，正如坊间一副对联——上联是：“今天会明天会天天开会”，下联是：“你也讲我也讲大家都讲”，横批：“谁来落实”?!
又于是，一方面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很重，面临不少新问题新矛盾，要求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撸起袖子加油干，最大限度地提高时间的含金量;另一方面大家却被“会多”困在会议室里，泡在“会海”中动弹不得，相当一部分时间被各种各样的会议占据了。这表明，“会议多”已经成了党和军队事业的大敌、顽症，确实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拷问：为什么大家从心底里都对“会议多”不胜其扰，实际上却又自觉不自觉地被其役使?扒掉“会议多”中形式主义的马甲，不难发现，首先，它与一些领导干部迷信会议的作用有关，即思想上把开会当成了推动工作和抓落实的“灵丹妙药”：事先，开个会动员一下;事中，开个会推进一下;事后，开个会总结表彰一下，不仅省事省力，而且看起来也热热闹闹。其次，它与一些领导干部缺失担当有关，以开会敷衍塞责，将开会作为一个“安全保险”：你说我不重视，我开会传达了;你说我抓得不紧，我迅速开会了;你说我不负责任，我会上讲得很全面、要求很明确，云云，绝不会有“不讲政治”之虞。再次，它与一些领导干部喜欢“作秀”有关，以开会“秀”姿态，把开会当“落实”。看上去是在认真贯彻上级精神，其实是在认认真真走过场，目的是为了给上边看，特别是引起上面注意，以期对自己由注意变为重视、重用。套用一句古语，这叫作“‘秀翁’之意不在‘会’”，而在沽名钓誉、加官晋爵也。
开会是部署工作、解决问题的一种重要方式。反对形式主义并不是反对一切形式，整治“会议多”更不是从此不开会了。因此，这些年在解决“五多”的问题上，几乎各级都强调说，可开可不开的会议不开。问题是，究竟哪些“可”、哪些“不可”，又大都是边界不清、原则模糊。这就让形式主义有了自由腾挪的空间。这也警示我们，纠治“会议多”，必须确立清晰的治理边界。比如明确：开会必须解决问题，内容重复、形式大于内容的会，坚决不开;开会关键要“议”，没有议题、没有问题导向，易致“议而不决”的会，坚决不开;开会务必有落实举措，只有上篇、没有下篇的“半截子工程”会坚决不开，等等。
把好“不开”关，关键在有权决定开会的各级主官树立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真正把会开好，当好“第一责任人”。1956年11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指出，“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这一思想用于我们今天整治“会海”，就是谁搞形式主义就革他的职。尽管形式主义往往有一个政治正确的外壳，动辄打出唬人的名头，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哪样的会是解决问题，哪样的会是形式主义;哪个会是真落实，哪个会是用貌似勤快的办法推行懒政;哪样开会是讲担当，哪样开会是用貌似担当敷衍塞责;哪样开会是讲党性，哪样开会是搞伪忠诚，群众心里有杆秤。只要将会议列出清单晒一晒，让群众评一评，就不难得出结论。最终，来一个谁搞了形式主义且“总是不改”就让谁丢官帽的导向，试看谁还能造次?!
“会议多”中的形式主义，是寄生于党的工作作风中的一个疽痈，并不是不治之症。只要我们对形式主义采取零容忍态度，紧盯其新动向新表现，上下喊打，露头就打，“会议多”中的形式主义一定会逃遁无踪。这，我们从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终获压倒性胜利中，看到了端倪，树起了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