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哀伯谏纳郜鼎》文言文原文及翻译
《臧哀伯谏纳郜鼎》出自《左传·桓公二年》。其中心内容是臧哀伯批评桓公“取郜大鼎于宋”并且“纳于大庙”的“非礼”行为。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关于《臧哀伯谏纳郜鼎》文言文原文阅读及翻译,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原文阅读: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非礼也。臧哀伯谏曰:“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犹惧或失 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孙。是以清庙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凿,昭其俭也。衮、冕、黻、珽,带、裳、幅、舄,衡,紞、纮,綖,昭其度也。藻、率、 鞞、鞛,鞶,厉,游、缨,昭其数也。火,龙、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锡、鸾、和、铃,昭其声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俭而有度,登 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临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今灭德立违,而置其赂器于大庙,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诛焉?国家之 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郜鼎在庙,章孰甚焉?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雒邑,义士犹或非之,而况将昭违乱之赂器于大庙,其若之何?”公不听。
周内史闻之,曰:“臧孙达其有后于鲁乎!君违,不忘谏之以德。”
翻译译文或注释:
夏四月,鲁桓公从宋国取得原属郜国的传国大鼎,放进太庙,这是不符合礼仪的。臧哀伯规劝桓公说:“作百 姓君主的人,要发扬德行,堵塞违礼的行为,以便监察百官,就这样还怕有不足之处,还要显示各种美德以传示子孙。所以那清静肃穆的太庙用茅草做屋顶,祭祀天 地的车子用草席做垫子,祭祀用的肉汁不用五味调和,黍稷、糕饼等祭品不用舂过的好米,这些是为了显示节俭。祭祀的礼服、礼冠,蔽膝、大圭,腰带、裙子、绑 腿、靴子、冠上的横簪、冠旁的填绳、系冠的带子、冠顶的盖版,这些是为了显示等级上的差别。玉垫、刀饰、革带、带穗、旌旗上的飘带、马颈上的革带,这些是 为了显示数量上的差别。礼服上火形、龙形、斧形、弓形等花纹,这些是为了显示纹彩上的差别。用五色绘出各种图象来装饰器物服饰,这是为了显示器物物色的差 别。马铃、大小车铃、旗铃,是为了显示声音节奏,旌旗上画的日、月、星辰,是为了显示光明。所谓德行,就是节俭而有法度,事物的增减都有一定的数量,并用 纹彩和颜色加以标志,用声音和光亮加以表现,以此来监察百官,百官这才警戒畏惧,而不敢违反法度。现在君王毁灭德行,树立违礼的坏榜样,把别国贿赂的宝器 安放在太庙里,以此明白昭示百官。百官都来效法,君王又用什么去惩罚他们呢?国家的衰败,是由于官吏不走正道。官吏丧失德行,则是由于国君宠爱和贿赂风行 的原故。郜鼎放在鲁国的太庙,还有比这更公开的贿赂吗?武王打败殷商,将九鼎搬到王城,义士尚有批评他的,更何况将标志违礼作乱的贿赂之器放在太庙,又该 怎么样呢?”桓公不听。
拓展
评析
《臧哀伯谏纳郜鼎》的中心内容是臧哀伯批评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并“纳于大庙”这件事的“非礼”。那么,到底什么是礼呢?礼的范畴极其广泛,内容极其复杂,但一言以蔽之,就是本书《郑庄公戒饬守臣》一文的评论文字所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如果用今天更切合礼的历史本质的话说,它是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贵族等级制度下的社会规范、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它规范并制约着上自天子下至百姓所有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言行。所以,删改《春秋》的孔夫子才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君子“约之以礼”《论语·雍也》);“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为国以礼”(《论语·先进》);“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联系古今关于礼的界说和孔夫子这些关于礼的言论,就不难理解作为鲁大夫的臧哀伯为什么非要冒着触怒鲁桓公的风险,向他“发表”这篇谏辞了;也就不难理解《臧哀伯谏纳郜鼎》一开始就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非礼也”了。
臧哀伯这篇谏辞,并不先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这件事如何不对,而是以高屋建瓴之势,首先提出“君人者”最根本的社会职责是“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接着就从礼制这个大视角,连用七个排比句,从七个方面,即“昭其俭”、“昭其度”、“昭其数”、“昭其文”、“昭其物”、“昭其声”、“昭其明”,来阐明君主如何体现和落实这一根本社会责任;然后,话锋一转,才落到桓公“纳郜鼎”这件“灭德立违”的事情上来。并在指出这一事件必将导致的恶劣后果以后,还用周武王克商后“迁九鼎于雒邑”招来“义士”非议的历史教训,警醒鲁桓公必须清醒地认识这种“灭德立违”的错误举措的危害性。这篇谏辞如此行文,不仅条理清楚,层次分明,结构谨严,具有强烈的`逻辑能力,而且气势显得特别恢弘,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至于谏辞中用了近乎后世才产生的赋的手法,铺叙大量我们今天颇感陌生的具体事物,那也是行文的需要,因为这些事物都和当时的典章制度有密切关系。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任何一种文化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都会形成许多或厚或薄的积淀层,而每个积淀层都会或深或浅地打上它的时代烙印。因此,在阅读和欣赏此文的时候,也必须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去审视,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去分析,去感悟,抛弃其“封建性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精华”。可以肯定地说,“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云云,直到今天,其“合理内核”还有很好的垂诫作用和警示作用。
创作背景
《臧哀伯谏纳郜鼎》选自《左传·桓公二年》。前710年的春天,宋国太宰华父督杀死司马孔父嘉,并占有了孔父嘉“美而艳”的妻子。宋殇公为此很生气,华父督害怕,就干脆把殇公也杀了,另立宋庄公。华父督为了取得各诸侯国对此事的默认,先后对齐、陈、郑、鲁等国进行贿赂。鲁桓公接受了宋国送给的郜鼎,并把它安放在太庙里。鲁国大夫臧哀伯认为这样做“非礼”,会导致官员腐败,甚至导致国家败亡。于是对桓公进行劝谏。
作品出处
《臧哀伯谏纳郜鼎》出自《春秋。左传》,《春秋》是我国现存第一部编年体的史书。“春秋”本来是春秋时代各国史书的通称,那时不少诸侯国都有自己按年代记录下的国史。到战国末年,各国史书先后失传,只有鲁国的《春秋》传了下来。它虽然用了鲁国的纪年,却记录了各国的事,实际上是一部通史。
《春秋》的作者是鲁国历代的史官,后来经过孔子编辑、修订。它的记事年代上起前722(鲁隐公元年),到前481(鲁哀公十四年)为止,一共二百四十二年。它的取材范围包括了王室档案,鲁史策书,诸侯国史等旧闻。后来,儒家学者把《春秋》尊为“经”,列入“五经”当中,称为《春秋经》。
流传的《春秋》有三种,即《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左传》记至鲁哀公十六年,在“讲解”《春秋》的三传中,《左传》被认为较重要,有关《左传》的作者,至今仍然没有一致的看法。唐代以前,人们大多相信作者是与孔子同时的鲁国史官左丘明。但是唐以后不断有人提出怀疑,有人认为作者是一位不知名的史学家,也有人认为作者不止一人。不过,大多数人认为,《左传》的编定成书是在战国初年。西晋的杜预将本来分开的《春秋》和《左传》编在一起,加上前人的注释,称为〈春秋经传集解》。唐代的孔颖达为杜预注作厂疏并附上陆德明的《左传音义》,称为《春秋左传正义》,今人在清人阮元的〈十三经注疏》中看到的,就是这个本子。《左传》在唐代被官方列人“十二经”,在宋代列人“十三经”,流传至今。
作者简介
左丘明(前556年-前451年),姓丘,名明。汉族,春秋末期鲁国都君庄(今山东省肥城市石横镇东衡鱼村)人。相传为春秋末期曾任鲁国史官,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军事家。晚年双目失明,相传著有中国重要的史书巨著《左氏春秋》(又称《左传》)和《国语》,两书记录了不少西周、春秋的重要史事,保存了具有很高价值的原始资料。由于史料翔实,文笔生动,引起了古今中外学者的爱好和研讨。被誉为“文宗史圣”“经臣史祖”。孔子、司马迁均尊左丘明为“君子”。历代帝王多有敕封:唐封经师;宋封瑕丘伯和中都伯;明封先儒和先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