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思考和行动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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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证明,思想家与实践家在做事情的时候是存在很大区别的。
思想家首先做的就是深思熟虑,而实践家先不去思考,而是尝试干一下。当然,不同的人必然也有不同的做事风格。思考者在做事情的时候往往是优柔寡断、犹豫不决,因为在他们看来,正确地考虑事情比任何东西都重要,如果思路都错了,那必然导致所有的努力都白费;
而那些实践家所做的就是积极行动,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实践才能出真知。
但我们也确实可以看到许多伟大人物把善于思考和勇于实干这两方面统一得很好;英国物理学家、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牛顿就是一位杰出的铸币局的局长;英国著名天文学家赫歇耳担任同一职务,也干得十分出色;洪堡兄弟俩无论在文学、哲学、语言学、文献学、采矿业还是外交、治国等方面也都干得十分出色。
再如,尼布尔不仅是世界著名的历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成功的实业家。在丹麦时,政府曾派遣他担任驻非洲某国领事馆秘书兼会计,尼布尔当然不负众望,通过认真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鉴于此,他被推举为丹麦政府金融管理委员会委员,但不久之后,他辞去了这一职务并出任柏林一家银行的联合经理。面对如此多的任务,相信很多人都感觉力不从心,但尼布尔却不是如此。在完成这些任务之余,他还挤出时间研究罗马历史,在这个过程中,他还掌握了阿拉伯语、俄罗斯语和其他斯拉夫语言,并且有历史专著《罗马史》。
我们已经注意到拿破仑十分尊敬学者,也许我们会认为拿破仑一定敢于任用学者帮他共同管理国家。事实也确实如此。拿破仑一贯重视有才干的人,尤其重视那些受过严格训练的、有真才实学的科学工作者。在这一方面,拿破仑可以说是一位敢于任用和重视知识分子的伟大的政治家,但在任用科学家从事行政工作这一方面,他也有失败之处。
拉普拉斯是法国著名的天文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当时,拉普拉斯的大名可以说是无人不晓。拿破仑任命这位大科学家为内政部长。但刚刚任命,拿破仑就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拿破仑后来论及这位科学家时说:“拉普拉斯总是从学术的眼光来看问题。他满脑子都是问题,他总是把细而又细的问题拿出来思考、分析。简直就像搞微积分演算一样,要求一切问题都按逻辑、按公式来解决。这种方法搞科学是对的,但用来处理瞬息万变的行政工作则是不适当的。”但拉普拉斯的这一整套思维方法、行动方式是在几十年的种学研究中形成的,而且他年事已高,很难再改变以适应这种复杂的行政工作。
达鲁的情况就不同了。但达鲁却与拉普拉斯这种纯粹的书斋式伟大科学家不同,达鲁有实际生活经验。当拿破仑手下的健将马塞纳率军征战瑞士时,达鲁曾在马塞纳手下任军需管理监督员。达鲁当时以善写文章著名。当拿破仑亲自提名达鲁出任政府顾问兼帝国事务总管时,达鲁犹豫再三,不想就任。他说:“我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书本中度过的,我已没有时间来学会如何当一个廷臣。”拿破仑笑道:“我的身边有许多廷臣,他们都很不错。我现在需要一位开明的、有知识的、沉着稳重而十分警觉的部长人选,因此,我选中了你。”达鲁接受了拿破仑的任命,担任了帝国政府最重要的部长职务。上任之后,达鲁的工作干得有声有色,果然不负拿破仑所望。但达鲁仍然是一位十分谦逊、正直和无私的人,他仍然是以前的达鲁。
通过以上的案例我们不难发现,只有把思考和行动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获得最大限度的成功。
思想家首先做的就是深思熟虑,而实践家先不去思考,而是尝试干一下。当然,不同的人必然也有不同的做事风格。思考者在做事情的时候往往是优柔寡断、犹豫不决,因为在他们看来,正确地考虑事情比任何东西都重要,如果思路都错了,那必然导致所有的努力都白费;
而那些实践家所做的就是积极行动,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实践才能出真知。
但我们也确实可以看到许多伟大人物把善于思考和勇于实干这两方面统一得很好;英国物理学家、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牛顿就是一位杰出的铸币局的局长;英国著名天文学家赫歇耳担任同一职务,也干得十分出色;洪堡兄弟俩无论在文学、哲学、语言学、文献学、采矿业还是外交、治国等方面也都干得十分出色。
再如,尼布尔不仅是世界著名的历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成功的实业家。在丹麦时,政府曾派遣他担任驻非洲某国领事馆秘书兼会计,尼布尔当然不负众望,通过认真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鉴于此,他被推举为丹麦政府金融管理委员会委员,但不久之后,他辞去了这一职务并出任柏林一家银行的联合经理。面对如此多的任务,相信很多人都感觉力不从心,但尼布尔却不是如此。在完成这些任务之余,他还挤出时间研究罗马历史,在这个过程中,他还掌握了阿拉伯语、俄罗斯语和其他斯拉夫语言,并且有历史专著《罗马史》。
我们已经注意到拿破仑十分尊敬学者,也许我们会认为拿破仑一定敢于任用学者帮他共同管理国家。事实也确实如此。拿破仑一贯重视有才干的人,尤其重视那些受过严格训练的、有真才实学的科学工作者。在这一方面,拿破仑可以说是一位敢于任用和重视知识分子的伟大的政治家,但在任用科学家从事行政工作这一方面,他也有失败之处。
拉普拉斯是法国著名的天文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当时,拉普拉斯的大名可以说是无人不晓。拿破仑任命这位大科学家为内政部长。但刚刚任命,拿破仑就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拿破仑后来论及这位科学家时说:“拉普拉斯总是从学术的眼光来看问题。他满脑子都是问题,他总是把细而又细的问题拿出来思考、分析。简直就像搞微积分演算一样,要求一切问题都按逻辑、按公式来解决。这种方法搞科学是对的,但用来处理瞬息万变的行政工作则是不适当的。”但拉普拉斯的这一整套思维方法、行动方式是在几十年的种学研究中形成的,而且他年事已高,很难再改变以适应这种复杂的行政工作。
达鲁的情况就不同了。但达鲁却与拉普拉斯这种纯粹的书斋式伟大科学家不同,达鲁有实际生活经验。当拿破仑手下的健将马塞纳率军征战瑞士时,达鲁曾在马塞纳手下任军需管理监督员。达鲁当时以善写文章著名。当拿破仑亲自提名达鲁出任政府顾问兼帝国事务总管时,达鲁犹豫再三,不想就任。他说:“我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书本中度过的,我已没有时间来学会如何当一个廷臣。”拿破仑笑道:“我的身边有许多廷臣,他们都很不错。我现在需要一位开明的、有知识的、沉着稳重而十分警觉的部长人选,因此,我选中了你。”达鲁接受了拿破仑的任命,担任了帝国政府最重要的部长职务。上任之后,达鲁的工作干得有声有色,果然不负拿破仑所望。但达鲁仍然是一位十分谦逊、正直和无私的人,他仍然是以前的达鲁。
通过以上的案例我们不难发现,只有把思考和行动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获得最大限度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