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学生评教名存实亡 学生会“大开杀戒”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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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售货员，不需要服务态度好、多卖点货，我只是把应该教的知识教给学生”
□“我‘大开杀戒’抓学生，学生也会‘大开杀戒’反击”
□“我们年轻时血气方刚地走上讲台，谁不是想把真才实学教给下一代呢？”
打开教务系统的教师入口，汪静昕(化名)移动鼠标滑过页面上的“教学质量评价”按钮，只点开旁边的栏目看了看新的教务通知。除非填表需要，这位山东财经大学的副教授很少主动点开看学生对自己的评分。
如果汪静昕愿意，她能看到的内容有：评教平均分，给她打“优、良、中、差”的学生分别有多少，偶尔还能看到不具名的简短评语。评分和评语都是匿名的。
点开教学评价系统，贵州民族大学的大三学生何宇(化名)也没细看教学态度、教学水平等打分项目，就全部勾选优、优、优。着急看成绩的同学还让他顺便帮忙评教——学校规定，学生必须先对这学期的课程全部进行网上评教，才能看见考试成绩。
为了让学生参与评教，校方的手段五花八门：有的学校规定要先评教才能看到期末成绩，有的学校要先评教才能选课，还有的学校规定不评教会影响期末成绩。
把学生和老师绑在“评价”与“被评价”两端的评教系统，已经陆续覆盖了国内高校。这个1920年代起源于美国高校、针对教师教学效果而建立的评价模式，在中国高校却面临着名存而实亡的尴尬。
老师的纠结
汪静昕到山东财经大学教书有12年了，当老师以来，她经历了不同形式的评教，但汪静昕很少关注自己的评教成绩，直到前几年评职称时她才意识到这个分数的存在。
评职称要填表，包括教学成果、科研成果等，在表格上，来自学生的评教分数被当作老师教学质量的反映。不少学校规定，如果教师的评教分数排名太靠后，可能会被领导“约谈”、职称申请延后一年至数年，乃至可能失去讲课资格。
也正因此，“评教是逼教师取悦学生”“学生评教等于误人子弟”“学生评课加剧了教师的‘丑角化’”等说法在“青椒”们经常出没的论坛上层出不穷，还有的老师干脆指出：让学生评教有弊无利，早该废除。
“老师取悦学生”，在汪静昕身边也确有实例：有的老师给没吃早饭的学生煮鸡蛋、煮面送到学生宿舍，等等。这种做法在汪静昕看来有些不可思议：“我不是售货员，不需要服务态度好、多卖点货，我只是把应该教的知识教给学生。”
这位副教授说自己“没有野心”，并没有考虑评教授职称。她担心，如果自己一心想评教授，可能就会受评教分数的牵绊而“不敢管学生”。
汪静昕自认为对学生“该尽的心都尽了”，而学生大都是有判断力的成年人，自会判断哪些老师教学负责、哪些老师讲课纯属应付差事，所以她觉得自己也没必要去关注学生怎么打分。
但汪静昕并不是不想知道学生对自己的看法，只是“不想以分数的形式”。她觉得：“人在任何阶段，应该都不想被分数定义吧。”
汪静昕的同事伍媛媛(化名)也有类似的纠结。
伍媛媛发现，打开评教系统页面，自己几乎得不到有价值的信息：写评语的学生寥寥无几，偶尔有评语，也只是“很好”之类的泛泛之谈。有些高校的评教系统上，则根本没有写评语这一项，只允许学生打分。
伍媛媛选择采用其他评教方式获得学生的反馈。刚当老师时，伍媛媛还有些惶恐，担心自己讲不好课，就让学生们在纸条上写下对教学的建议。另外，学院每学期都举办学生座谈会，学生座谈会上的意见也会反馈给任课教师。
评“教”，还是评“关系”？
大二学生范慷(化名)从刚入学起就延续了初中的习惯——给所有任课老师都评“优”。
“反正就是走个形式，大家开心就好。”范慷还记得，初中时同学们填完的教学评估表，先是被搁置在老师办公室里，然后就被当废纸卖了。
上大学后，范慷发现评教手段更先进了：在电子教务系统上点击选项即可。而评教的强制色彩也更突出了：辅导员曾明确告诉大家，如果不参加评教，期末成绩会受影响。
一次偶然的机会，范慷发现任课老师有可能看到哪个学生打了多少分，从那以后，他就更坚定了给所有老师都评优的做法：“说不定这个老师下个学期还给我们上课呢。”范慷不愿意得罪掌握分数“生杀大权”的老师。
“反正老师不为难我，我也不为难老师。”范慷说的“不为难”，指的是任课老师在期末划考试重点、考题不偏、上课时还算宽容，等等。
和范慷一样，范慷的室友们也是通通点击“非常满意”应付了事。
“除非是和老师的矛盾特别尖锐，学生才会打差评。”范慷说。
这种尖锐的师生矛盾，在范慷班上发生过真实的案例。大一时，有个任课老师骚扰班上女生，被骚扰的十几个女生在期末评教时集体给这个老师打了“不及格”。发现自己被打差评后，这个老师非常生气，后来这十几个女生这门课全都“挂了”。老师还警告她们：补考也过不了。
除了这种极端案例，师生的“尖锐矛盾”，更多是体现在教学上。
在2015秋季学期的期中测评中，莫青(化名)得到了她17年任教生涯以来的最低分数。对此，她丝毫不感到意外。
上个学期期末考试，莫青所教的专业课挂了20多个学生，占到该班人数的一半。部分挂科的学生在新学期补考时又涉嫌作弊，最后仅有两人通过。
莫青所教的课程要上一年，自上学期末开始，莫青就做好了新学期被学生给“差评”的心理准备。
“我‘大开杀戒’抓学生，学生也会‘大开杀戒’反击。”莫青说。
说起挂科的学生，莫青感到无奈：50多个学生中，有30多个卷面不及格，加上平时成绩后，不及格人数还是多达二十几个。而就在期末考试前十多天，莫青给学生们做了一次课堂测验。期末考试监考时，莫青发现有一道20分的大题与测验中的题目一模一样。她当时感到很高兴，但她的高兴在阅卷时便被泼了一盆冷水：这道题仅有两个学生得到满分，大多数学生只得了六七分。
莫青所教的课程是该校的品牌课程，又是考研和进企业工作的必需内容，莫青认为自己有责任教好这门课。看到这种考试成绩，莫青想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新学期开学第一节课，莫青问学生们对课堂教学有什么意见，出乎她意料的是，成绩好的学生认为教学效果“非常好”，成绩差的学生则给出分布于两个极端的评价——有人认为向外拓展太多，有人则认为过于照本宣科。
莫青感到哭笑不得：“这两种相反的评价怎么可能集中在同一个老师身上？！”
莫青已经有教授职称，这次的低分不会影响到她的职称，但可能导致她在新学期重新“被听课”——按照该校的规定，新教师和评教分数过低的老师都会被督导听课一学期。
“虽然没啥实质影响，但心里还是觉得很委屈。”莫青说。
学生评教，一把“悬在老师头上的剑”
通过过去几年的评教经历，莫青发现，学生学得越好，给老师的评教分数就越高。“越是用心去学，才越能感受到老师教得好坏”。
近年来，莫青所在的学校规定，教师若要参评教学一等奖，学生评教等级必须达到“优秀”。自从有了这个规定以后，莫青从未主动申报过，尽管在这之前她也拿过几次教学一等奖。
“我为了拿这个奖，是不是就不敢把吃早餐的学生拦在教室外了？”莫青曾不止一次这样做过，“当我有所求、有欲望了，就可能会向学生邀宠”。
莫青认为，高校里教风、学风逐渐恶化，部分就与学生评教有关。
“教风严，学风才能好。”但当老师面临学生评教的压力，还敢不敢管学生？莫青这样担心。 “学生评教，就是一把悬在老师头上的剑”。
贺利坚曾是烟台大学教学督导与评价中心评价科的第一任科长，出任之初，贺利坚遇到过不少麻烦，有老师直接踹门进来找他理论：“学生不能给老师评教！”
贺利坚和同事们的任务是：在每个学期末收集数据，人工浏览六七万条学生评语，并删掉纯属泄愤谩骂的评语，然后反馈给学院主管领导及任课老师。
贺利坚原本觉得，评教可以给师生提供一个好的沟通渠道、给各种观点以表达平台，从而促进教学工作的改进。
但他发现，评教在实践中慢慢变味：一开始，评教是自愿行为。但学生们的参评率上不去，学院就有压力，有的班主任和班长急了，就收集了全班的账号去评教。时间久了，评教工作按部就班地做，有的老师也就不大重视评教结果了：随便吧。
贺利坚认为，评教最大的价值首先就在于为老师和学生提供一个交流平台。在起草《教学评价工作条例》时，贺利坚明确表示评教分数应只供教师改进教学用，暂时不要作为考评、晋升的依据，至少给出一段时间，培育出师生能够无功利评价的氛围。但是，学校其他职能部门却希望立刻就将评教分数与津贴、职称等挂钩——这是一种省事的处理方法。贺利坚理解，却也感到无奈。
贺利坚关注过老师的行为和评教分数之间的关系。他听说过：有的老师为得到高分而去讨好学生、也有的吓唬学生，但这样的老师，得分并不会很高；而真正严格、对工作负责的老师，也不是传闻中的低分，只不过可能不是最高而已。
让莫青愿意忽略评教分数、继续坚持严格要求的，是毕业生或准毕业生的反馈。
去年12月底，莫青路过教学楼，遇到一群刚结束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学生。学生们高兴地冲她打招呼，感谢她过去上课时的严格要求。看到学生的笑脸，莫青感觉自己的坚持有了意义。
“我们年轻时血气方刚地走上讲台，谁不是想把真才实学教给下一代呢？”莫青说。
师生交流，可另辟蹊径；教学监督，尚待更好制度
有国内研究者认为，评教的目的主要有“奖惩”和“促进发展”两种。“以奖惩为目的”指将评教结果作为老师晋级与否、加薪与否的依据，“以促进发展为目的”指为教师改进教学、提高教学技能提供建议。
但在实际操作中，“奖惩”往往压倒了“发展”，评教更像是行政控制的方便手段，希望得到学生反馈、改进教学的老师只能另辟蹊径。
近年来，同济大学航空与力学学院教授沈海军已经养成一个习惯：每学期末都会把学生的评教结果一字不落地贴到自己的博客上。
沈海军喜欢写博客，他的博客也成了与学生交流的“据点”。
有一次，沈海军在科学网博客上谈论《飞机结构疲劳与断裂》，有个学生匿名留言说：课堂上“应力比对材料S-N曲线的影响”讲反了。沈海军努力回想：难道是自己口误讲错了？他对此完全没有印象，但既然学生指出来，很可能确有其事。于是沈海军回复了这条评论，他重新解释了这个知识点，并向学生道了歉。
这件11年前的旧事让沈海军至今印象深刻，他说，自己从那以后就慢慢养成了“上课严谨、心怀敬畏”的习惯。
莫青也发现，不少国外高校虽然也做学生评教，但只把它作为教学改进的建议，而不是教师考核的依据。
“(老师)课上得好不好，同行最权威。”莫青认为，同行和教学督导的听课评价，是评估教学质量更客观的依据。
沈海军建议，可以邀请往届毕业生来评价自己当年的老师——当师生之间已经没有利害关系，社会阅历也使得学生们的思想更加成熟，这样的评价会更加客观、公正和理性。(本报记者 李雅娟 实习生 黄和萍)
□“我‘大开杀戒’抓学生，学生也会‘大开杀戒’反击”
□“我们年轻时血气方刚地走上讲台，谁不是想把真才实学教给下一代呢？”
打开教务系统的教师入口，汪静昕(化名)移动鼠标滑过页面上的“教学质量评价”按钮，只点开旁边的栏目看了看新的教务通知。除非填表需要，这位山东财经大学的副教授很少主动点开看学生对自己的评分。
如果汪静昕愿意，她能看到的内容有：评教平均分，给她打“优、良、中、差”的学生分别有多少，偶尔还能看到不具名的简短评语。评分和评语都是匿名的。
点开教学评价系统，贵州民族大学的大三学生何宇(化名)也没细看教学态度、教学水平等打分项目，就全部勾选优、优、优。着急看成绩的同学还让他顺便帮忙评教——学校规定，学生必须先对这学期的课程全部进行网上评教，才能看见考试成绩。
为了让学生参与评教，校方的手段五花八门：有的学校规定要先评教才能看到期末成绩，有的学校要先评教才能选课，还有的学校规定不评教会影响期末成绩。
把学生和老师绑在“评价”与“被评价”两端的评教系统，已经陆续覆盖了国内高校。这个1920年代起源于美国高校、针对教师教学效果而建立的评价模式，在中国高校却面临着名存而实亡的尴尬。
老师的纠结
汪静昕到山东财经大学教书有12年了，当老师以来，她经历了不同形式的评教，但汪静昕很少关注自己的评教成绩，直到前几年评职称时她才意识到这个分数的存在。
评职称要填表，包括教学成果、科研成果等，在表格上，来自学生的评教分数被当作老师教学质量的反映。不少学校规定，如果教师的评教分数排名太靠后，可能会被领导“约谈”、职称申请延后一年至数年，乃至可能失去讲课资格。
也正因此，“评教是逼教师取悦学生”“学生评教等于误人子弟”“学生评课加剧了教师的‘丑角化’”等说法在“青椒”们经常出没的论坛上层出不穷，还有的老师干脆指出：让学生评教有弊无利，早该废除。
“老师取悦学生”，在汪静昕身边也确有实例：有的老师给没吃早饭的学生煮鸡蛋、煮面送到学生宿舍，等等。这种做法在汪静昕看来有些不可思议：“我不是售货员，不需要服务态度好、多卖点货，我只是把应该教的知识教给学生。”
这位副教授说自己“没有野心”，并没有考虑评教授职称。她担心，如果自己一心想评教授，可能就会受评教分数的牵绊而“不敢管学生”。
汪静昕自认为对学生“该尽的心都尽了”，而学生大都是有判断力的成年人，自会判断哪些老师教学负责、哪些老师讲课纯属应付差事，所以她觉得自己也没必要去关注学生怎么打分。
但汪静昕并不是不想知道学生对自己的看法，只是“不想以分数的形式”。她觉得：“人在任何阶段，应该都不想被分数定义吧。”
汪静昕的同事伍媛媛(化名)也有类似的纠结。
伍媛媛发现，打开评教系统页面，自己几乎得不到有价值的信息：写评语的学生寥寥无几，偶尔有评语，也只是“很好”之类的泛泛之谈。有些高校的评教系统上，则根本没有写评语这一项，只允许学生打分。
伍媛媛选择采用其他评教方式获得学生的反馈。刚当老师时，伍媛媛还有些惶恐，担心自己讲不好课，就让学生们在纸条上写下对教学的建议。另外，学院每学期都举办学生座谈会，学生座谈会上的意见也会反馈给任课教师。
评“教”，还是评“关系”？
大二学生范慷(化名)从刚入学起就延续了初中的习惯——给所有任课老师都评“优”。
“反正就是走个形式，大家开心就好。”范慷还记得，初中时同学们填完的教学评估表，先是被搁置在老师办公室里，然后就被当废纸卖了。
上大学后，范慷发现评教手段更先进了：在电子教务系统上点击选项即可。而评教的强制色彩也更突出了：辅导员曾明确告诉大家，如果不参加评教，期末成绩会受影响。
一次偶然的机会，范慷发现任课老师有可能看到哪个学生打了多少分，从那以后，他就更坚定了给所有老师都评优的做法：“说不定这个老师下个学期还给我们上课呢。”范慷不愿意得罪掌握分数“生杀大权”的老师。
“反正老师不为难我，我也不为难老师。”范慷说的“不为难”，指的是任课老师在期末划考试重点、考题不偏、上课时还算宽容，等等。
和范慷一样，范慷的室友们也是通通点击“非常满意”应付了事。
“除非是和老师的矛盾特别尖锐，学生才会打差评。”范慷说。
这种尖锐的师生矛盾，在范慷班上发生过真实的案例。大一时，有个任课老师骚扰班上女生，被骚扰的十几个女生在期末评教时集体给这个老师打了“不及格”。发现自己被打差评后，这个老师非常生气，后来这十几个女生这门课全都“挂了”。老师还警告她们：补考也过不了。
除了这种极端案例，师生的“尖锐矛盾”，更多是体现在教学上。
在2015秋季学期的期中测评中，莫青(化名)得到了她17年任教生涯以来的最低分数。对此，她丝毫不感到意外。
上个学期期末考试，莫青所教的专业课挂了20多个学生，占到该班人数的一半。部分挂科的学生在新学期补考时又涉嫌作弊，最后仅有两人通过。
莫青所教的课程要上一年，自上学期末开始，莫青就做好了新学期被学生给“差评”的心理准备。
“我‘大开杀戒’抓学生，学生也会‘大开杀戒’反击。”莫青说。
说起挂科的学生，莫青感到无奈：50多个学生中，有30多个卷面不及格，加上平时成绩后，不及格人数还是多达二十几个。而就在期末考试前十多天，莫青给学生们做了一次课堂测验。期末考试监考时，莫青发现有一道20分的大题与测验中的题目一模一样。她当时感到很高兴，但她的高兴在阅卷时便被泼了一盆冷水：这道题仅有两个学生得到满分，大多数学生只得了六七分。
莫青所教的课程是该校的品牌课程，又是考研和进企业工作的必需内容，莫青认为自己有责任教好这门课。看到这种考试成绩，莫青想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新学期开学第一节课，莫青问学生们对课堂教学有什么意见，出乎她意料的是，成绩好的学生认为教学效果“非常好”，成绩差的学生则给出分布于两个极端的评价——有人认为向外拓展太多，有人则认为过于照本宣科。
莫青感到哭笑不得：“这两种相反的评价怎么可能集中在同一个老师身上？！”
莫青已经有教授职称，这次的低分不会影响到她的职称，但可能导致她在新学期重新“被听课”——按照该校的规定，新教师和评教分数过低的老师都会被督导听课一学期。
“虽然没啥实质影响，但心里还是觉得很委屈。”莫青说。
学生评教，一把“悬在老师头上的剑”
通过过去几年的评教经历，莫青发现，学生学得越好，给老师的评教分数就越高。“越是用心去学，才越能感受到老师教得好坏”。
近年来，莫青所在的学校规定，教师若要参评教学一等奖，学生评教等级必须达到“优秀”。自从有了这个规定以后，莫青从未主动申报过，尽管在这之前她也拿过几次教学一等奖。
“我为了拿这个奖，是不是就不敢把吃早餐的学生拦在教室外了？”莫青曾不止一次这样做过，“当我有所求、有欲望了，就可能会向学生邀宠”。
莫青认为，高校里教风、学风逐渐恶化，部分就与学生评教有关。
“教风严，学风才能好。”但当老师面临学生评教的压力，还敢不敢管学生？莫青这样担心。 “学生评教，就是一把悬在老师头上的剑”。
贺利坚曾是烟台大学教学督导与评价中心评价科的第一任科长，出任之初，贺利坚遇到过不少麻烦，有老师直接踹门进来找他理论：“学生不能给老师评教！”
贺利坚和同事们的任务是：在每个学期末收集数据，人工浏览六七万条学生评语，并删掉纯属泄愤谩骂的评语，然后反馈给学院主管领导及任课老师。
贺利坚原本觉得，评教可以给师生提供一个好的沟通渠道、给各种观点以表达平台，从而促进教学工作的改进。
但他发现，评教在实践中慢慢变味：一开始，评教是自愿行为。但学生们的参评率上不去，学院就有压力，有的班主任和班长急了，就收集了全班的账号去评教。时间久了，评教工作按部就班地做，有的老师也就不大重视评教结果了：随便吧。
贺利坚认为，评教最大的价值首先就在于为老师和学生提供一个交流平台。在起草《教学评价工作条例》时，贺利坚明确表示评教分数应只供教师改进教学用，暂时不要作为考评、晋升的依据，至少给出一段时间，培育出师生能够无功利评价的氛围。但是，学校其他职能部门却希望立刻就将评教分数与津贴、职称等挂钩——这是一种省事的处理方法。贺利坚理解，却也感到无奈。
贺利坚关注过老师的行为和评教分数之间的关系。他听说过：有的老师为得到高分而去讨好学生、也有的吓唬学生，但这样的老师，得分并不会很高；而真正严格、对工作负责的老师，也不是传闻中的低分，只不过可能不是最高而已。
让莫青愿意忽略评教分数、继续坚持严格要求的，是毕业生或准毕业生的反馈。
去年12月底，莫青路过教学楼，遇到一群刚结束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学生。学生们高兴地冲她打招呼，感谢她过去上课时的严格要求。看到学生的笑脸，莫青感觉自己的坚持有了意义。
“我们年轻时血气方刚地走上讲台，谁不是想把真才实学教给下一代呢？”莫青说。
师生交流，可另辟蹊径；教学监督，尚待更好制度
有国内研究者认为，评教的目的主要有“奖惩”和“促进发展”两种。“以奖惩为目的”指将评教结果作为老师晋级与否、加薪与否的依据，“以促进发展为目的”指为教师改进教学、提高教学技能提供建议。
但在实际操作中，“奖惩”往往压倒了“发展”，评教更像是行政控制的方便手段，希望得到学生反馈、改进教学的老师只能另辟蹊径。
近年来，同济大学航空与力学学院教授沈海军已经养成一个习惯：每学期末都会把学生的评教结果一字不落地贴到自己的博客上。
沈海军喜欢写博客，他的博客也成了与学生交流的“据点”。
有一次，沈海军在科学网博客上谈论《飞机结构疲劳与断裂》，有个学生匿名留言说：课堂上“应力比对材料S-N曲线的影响”讲反了。沈海军努力回想：难道是自己口误讲错了？他对此完全没有印象，但既然学生指出来，很可能确有其事。于是沈海军回复了这条评论，他重新解释了这个知识点，并向学生道了歉。
这件11年前的旧事让沈海军至今印象深刻，他说，自己从那以后就慢慢养成了“上课严谨、心怀敬畏”的习惯。
莫青也发现，不少国外高校虽然也做学生评教，但只把它作为教学改进的建议，而不是教师考核的依据。
“(老师)课上得好不好，同行最权威。”莫青认为，同行和教学督导的听课评价，是评估教学质量更客观的依据。
沈海军建议，可以邀请往届毕业生来评价自己当年的老师——当师生之间已经没有利害关系，社会阅历也使得学生们的思想更加成熟，这样的评价会更加客观、公正和理性。(本报记者 李雅娟 实习生 黄和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