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门学子进入常春藤名校之后，“双一流”建设必须找准三个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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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门学子进入常春藤名校之后

　　“阶层的符号无处不在”

　　“阶层的符号无处不在，从你穿的衣服，到你说话的样子。”

　　当埃尔·巴罗斯作为新生第一次踏入哈佛大学校园的时候，她感觉特别不适应，就好像她的额头上刻着“低收入”3个字似的。校园里的树那么绿，鹅卵石铺就的道路那么精致……这些景致美好得一点儿也不真实。“像我这样的女孩不属于这种地方。”

　　对埃尔来说，世界的颜色是灰的。她家位于纽约一个治安混乱的贫困街区，街区周围终日警笛长鸣。埃尔的父母用尽了积蓄，才从帮助贫困人群造房子的公益组织“人道家园”那里买了一处小房子。她家经常缺钱，有时连肥皂、卷纸这样的生活用品都买不起。

　　突然有一天，埃尔收到了一封来自哈佛大学的录取邮件，哈佛提供的全额奖学金也让她付得起高昂的学费。“从那一刻起我就知道，”埃尔说，“我再也不用像父母一样受苦了。”

　　可是，进入哈佛之后，焦虑和失落一直没有离开。

　　大学一、二年级，她在课堂上很少开口，因为担心用错词，发错音。埃尔的父母是来自哥伦比亚的移民，在家里，父母说西班牙语。埃尔出生在纽约，但她只有在学校里才能学到英语。正因为如此，虽然在阅读的时候能够理解许多单词，但她不敢大声地把这些词说出来——很少有人会纠正她的发音。

　　经济背景还影响到交朋友。“你会因为支付不起一些费用而被朋友圈淘汰。”埃尔说，“比如，如果有人说，我们去餐厅吃饭然后看电影吧……你就只能悄悄离开。”

　　在同龄人谈论购买一件200美元的衣服，或者去国外度假的时候，埃尔总是不知道怎样加入讨论。

　　“那些有钱的孩子，常常意识不到这种谈话会让别人产生什么感受。”他们肯定不是故意的，因为那就是他们的日常生活，但总会误伤其他人的自尊心。因为交友困难，埃尔选择一个人居住，她觉得自己没法忍受和“特权阶层的人”当室友。

　　有时，课程的设置也会让贫困生感受到来自上层的“压迫感”。比如，在最近的一次社会学的课上，教授让学生们定义自己的社会阶层。

　　“中产。”一个学生说。

　　“上层。”另外一个学生说。

　　这个议题让埃尔很不舒服，因此她拒绝参与：“当着那么多同龄人承认你很穷，是一件特别痛苦的事。”

　　奖学金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曾几何时，进入常春藤名校是美国精英家庭子女的“特权”。进入新世纪后，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等名校决定改变游戏规则，给予贫困家庭子弟全额奖学金，每年最高可达5.9万美元。2014年，19.3%符合条件的哈佛学生获得了奖学金。

　　但减免学费只是帮助寒门子弟克服了第一个障碍。“上名校是一场彻底的文化冲击。”哈佛大学二年级学生特德·怀特说。

　　特德出生在牙买加平原一个工人家庭，父亲是位公交车司机。他感觉，哈佛大学不是为自己这种背景的孩子设立的。许多同学在大学一年级开始就创立公司或公益组织，而他们的资源一般都来自父母。“我们的起点就不一样。”特德说。

　　毕业之后的去向也让穷孩子们紧张。名校中的大部分孩子能依靠父母的关系到大公司实习。即使单看个人表现，在面试的时候，富裕家庭的孩子也会占据优势，因为他们表现得更加自信和从容。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普遍存在自信问题，他们从来没见过大公司里的律师、高管或华尔街精英。他们的父母没有能力带他们见识职场精英的世界。

　　有时，特德会怀疑进入哈佛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尽管他知道，进入哈佛可能让他远离父母那样终日为经济挣扎的生活。

　　富裕家庭的孩子无忧无虑地享受着上一辈的各种“福利”时，贫困的孩子却要时时想着反哺父母。拉美裔学生亚历杭德罗·克劳迪奥曾经苦恼地对一位富裕的朋友说：“妈妈这几天问我有没有余钱，可以用来支付账单。”他的母亲是一位日托中心的保姆，父亲是个焊工。

　　朋友沉默了半晌，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最后他说：“我为你感到抱歉。”

　　听到朋友这样说，克劳迪奥感觉更糟了。

　　雷娜塔·玛汀是布朗大学的毕业生，爸爸是披萨送餐车的司机。学校给她提供了9万美元的助学金，但她在校园里仍然需要依靠“化缘”度日——因为患有“身份认同焦虑”，雷娜塔去看心理医生，学校提供的医疗保险支付了诊费中的大头儿，但她连15美元的自负部分也承担不起。“学校认为，十几块的‘额外费用’人人都能承担，但事实是，我们不能。”

　　雷娜塔不得不到学校的教会机构申请资金，用来购买课本和回家的车票。“寻求帮助真的很尴尬，”她说，“但我只能反反复复地把自己的故事告诉教授和老师们，否则就没办法从布朗毕业。”

　　与原生家庭渐行渐远

　　耶鲁新生朱莉娅·迪克森每次走进餐厅的时候，汉堡包餐台服务生都会特别高兴：“朱莉娅，你今天想吃点什么吗?”正在搬箱子的校工也热情地打招呼：“天气挺冷的，对吗?佐治亚女孩?”

　　朱莉娅在佐治亚乡下长大，是家中11个孩子中的老二，父母是经营食品摊的小贩。如今，她戴着黑边眼镜，涂着茄子色的唇膏，看上去已经和从前的那个乡村孩子大不相同。

　　朱莉娅记得，几年前父母第一次开着租来的车到大学来看自己。见到朱莉娅的朋友时，他们非常不自在。他们没有去拜访女儿的教授或者导师，却要求去见学校餐厅的工作人员。

　　“你们可以帮我照看女儿吗?”她的爸爸问一个工作人员。

　　父母对自己身份的定位，如同当初朱莉娅对自己的定位一样。她有时把自己当作“食品摊的朱莉娅”，有时把自己看成“耶鲁的朱莉娅”，调和这两种身份非常困难。她的父母也意识到了变化。

　　读大学后，朱莉娅只回过两次家。最近一次回家时，爸爸不无担心地说：“也许教育正把你从我们身边越拽越远。我不希望你因为有我们这样的爸妈而感到羞愧。”

　　藤校里的贫困学生最初可能感觉自己不属于校园，然而慢慢地，他们会逐渐感到，自己也不属于原生家庭。 “他们在学校的时候，心心念念想要回家”，布朗大学老师罗莫说，但藤校教育对他们的语言、外表和行为都进行了改造，“他们不再适应从前的生活了”。

　　艾莉·杜普勒是耶鲁大学全球事务专业的学生，她有一头红褐色的卷发，戴着银色的耳环。耳环是她在土耳其买的，那次旅行由耶鲁资助。艾莉曾和自己的单亲母亲住在一辆拖车上，一直住到六年级。后来，她每天需要乘坐单程两小时的公交车，才能到一所好点的高中上学。

　　接受采访时，艾莉正在经历“经济危机”。“学校资助部门的一张支票还没到，这两天有几顿饭我就不吃了。” 尽管如此，艾莉仍说耶鲁给了她一种“经济安全的错觉”。“在校园里呆的时间越久，我越感到自己不属于低收入群体。”

　　艾莉认为自己能更好地融入耶鲁是因为她是白人。“一般来说，如果我不主动暴露家庭背景，大家都会以为我和大部分白人孩子一样，来自上中产家庭，住着郊区的大房子。”她还是耶鲁滑雪队的一员——她妈妈在一个度假胜地经营缆车，她可以免费滑雪。

　　艾莉喜欢通过别人的眼睛来看待自己，这让她觉得，自己可以过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尽管如此，毕业仍然迫在眉睫。“我觉得自己正在一个梯子上往上爬。如果毕业了，我会不会滑落回去呢?”

　　让每个学生都意识到自己“拥有权利”

　　哈佛大学教授安东尼·杰克致力于研究“名校低收入学生”问题。他发现，低收入学生能否获得成功，与他们能否获得“社会文化资本”息息相关，比如他们是否能和富裕同学一样，意识到自己“拥有权利”;能否意识到和教授“一对一关系”的重要性，努力获得教授的推荐，等等。杰克说，贫困学生经常疏远教授这样的“权威人士”，而中产家庭的学生们，很容易就能和“权威人士”形成良好的互动。

　　有研究表明，富裕家庭的孩子更善于向别人请求帮助，因为他们相信资源是向他们开放的，自己拥有使用资源的权利;而贫困学生习惯于自己完成所有事情，因为他们的父母学历往往不高，不会在学业上给他们提供任何帮助，所以他们上大学后也想不到，去“写作中心”这样的地方要求额外的辅导和帮助。

　　约兰达·罗莫是布朗大学新生学院的助理院长。他说，许多贫困学生在考试得C后会痛哭。他问这些孩子：“有没有去和教授谈一谈?”得到的答案往往是“没有”。而富裕的孩子不同，他们即使拿到最糟糕的分数，也敢于去找教授理论。

　　“我们正在努力改变校园文化，”约兰达说，“我们要让学生们都知道，寻求帮助不是弱点。”

　　缺少资源、缺乏寻求帮助的能力，真会影响学生的毕业成绩吗?答案是肯定的。在全美国，作为“家庭第一代大学生”的低收入学生，其本科毕业率只有11%左右。也就是说，100个穷孩子考上大学，只有11个能毕业。

　　但在藤校，这个数字要高很多，因为大部分经济压力被助学金解决了。藤校如今也建立了更多组织，帮助穷孩子找回权利意识。在哈佛和耶鲁，98%的低收入本科学生能够在6年内毕业;在布朗大学，这个比例是91%。

　　朱莉娅说，她正尽力学习“不再把金钱当作定义自己身份的关键要素”。耶鲁已经向她展示了这样一种生活——晚餐的谈话不再围绕过期的账单展开。她有机会从沉重的日常生活中抬起头，自由地思考自己的未来。

　　“金钱是我学着不再去纠结的东西。我把这大学四年视作实现自己梦想的机会。”

　　美国《波士顿环球报》

　　“双一流”建设必须找准三个坐标

　　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我国从高等教育大国到高等教育强国的历史性跨越，是党中央准确把握世界创新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和全球高等教育发展格局的新变化，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双一流”建设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找准新坐标，瞄准发展方向，科学选择建设路径，解决新问题，作出新贡献。

　　一是以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为根本使命。是否拥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学，是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世界发达国家都将追求大学卓越、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作为提升国际竞争力、确保国际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举措。“双一流”建设要以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为根本使命，首先是要培养造就高层次创新人才。与学校所具有的学术地位相匹配，为社会各界培养精英和领袖是一流大学当仁不让的选择。例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与康奈尔大学等都是享誉世界的一流研究型大学，它们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具有创新性的领导者和优秀人才。“双一流”建设要全面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坚持立德树人，努力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着力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其次是增强国家创新发展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建设一流大学是为了适应本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实际上，世界公认的一流大学，都为各自国家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双一流”建设既要瞄准世界前沿的学科，争取有所突破，又要从国家建设、社会发展的需要出发，努力作出应有的贡献，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多出成果，而不单纯是追求排名指标、追求在Nature(《自然》)、Science(《科学》)上发表多少文章。要加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拓展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既加强对能源、环境、水资源等传统学科的研究，又突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在新材料、生命科学、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通信等领域取得丰硕成果。

　　二是为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双一流”建设是“突破性工程”，同时也被赋予 “引领性工程”“示范性工程”的新使命。即“双一流”建设要充分发挥引领作用，提升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目前我国有普通高校2631所，其中大量的是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地方院校，由于近年来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快速发展，一定程度上存在高校内涵发展不充分、教育质量下滑、支撑国家战略发展能力偏弱等问题。另外，我国地域广阔，东中西部高校在教育投入、办学条件等方面差异巨大，高等教育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校际发展不平衡、结构发展不平衡等突出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双一流”建设要积极发挥好示范引领作用，引领和带动地方高水平大学建设，促进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和基础能力建设。“双一流”不同于“211”“985”工程的重要特点是“建立健全绩效评价机制”“动态调整支持力度”，打破“终身制”，避免贴标签、身份固化。通过建立科学的动态调整机制，“双一流”建设有助于形成示范带动效应，引领高等教育从一流的大学建设转向一流的体系建设。要看到，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高校各有所长，都有在各自层次与类型中争创一流的潜质。要坚持统筹兼顾、多元发展，把“一流”的精神推进到高等教育各个层次、各种类型的高校与学科，以此引领高等教育的多样化发展，防止“双一流”的高校和学科成为天马行空的“独行侠”。

　　三是要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世界文明进步的国际视野。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支持多边主义，在世界舞台发挥着更大作用，赢得了国际社会普遍赞誉。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双一流”建设要紧紧把握时代主题，为推进世界文明进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贡献。综观世界一流大学，总是处于世界科研前沿，取得一批标志性科研成果，在世界范围内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如剑桥大学取得了麦克斯韦方程、凯恩斯经济理论等重大理论突破，麻省理工学院在雷达、原子弹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等。“双一流”建设高校必须面向国际学术前沿，站在科学技术的前端，在人类共同面对重大挑战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领域，大力开展国际项目研究，促进国际学术交流合作。世界一流大学是国际科技、教育、文化交流的中心，也是国际化人才的培养基地。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开放水平不断提升，多层次宽领域的教育合作与交流取得新进展，来华留学规模不断扩大，办成了一批示范性中外合作学校和研究机构，我国的高水平教育机构海外办学也迈出实质性步伐，孔子学院综合文化传播功能进一步拓展。在高等教育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明显增强的基础上，“双一流”建设应以更加开放的心胸和视野，建立全球性的发展坐标，不断扩大国际交流与合作，提高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影响力，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