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入园难难过考公务员 入园贵贵过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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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王家娟，操着一口浓重的东北口音，说起话来有条不紊，性格爽朗。这位来自教育界的代表在家乡辽阳也是“红人”一个。因为平易近人的好性格，履职多年来，王家娟收到群众反映问题有两三百件。
“小到交通岗亭的红绿灯坏了，都有人跟我‘汇报’。”她笑着说。
曾有人为了投递信件把她家的报箱、奶箱都撬开了，她说自己能够理解，“这代表人民群众对我这个代表的信任。每一封信我都认真看过，如果在我能力范围内我都会给出回应，能力范围之外的我也会向相关人员请教。”
大家向她反映的问题大多与教育相关，如学前教育问题、择校问题、就业问题等等。而她个人因为职业的缘故，关注点也大多在此。
希望国家能够尽快出台学前教育法
多年来，王家娟一直呼吁应为学前教育立法。群众向她反映的情况结合她本人的调研结果，她认为，目前学前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最多被提及的就是“入园难”、“入园贵”。
尽管身为教育者，王家娟和她的同事们也被“入园难”困扰着。她总结说，入园难，难过考公务员;入园贵，贵过大学学费。
“我现在都有孙子了，我儿子跟我说赶紧找个幼儿园。其实我孙子三年以后才上幼儿园。还有，我们学校的老师刚结婚就开始选幼儿园。”她对中国网记者说。
王家娟在建议中写到，现在公办或公办性质的幼儿园少，取而代之的是个体办、集体办、企业办、外资办等幼儿园，社会力量办园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不足, 但对这些幼儿园的承办者资格、办园条件、教师资质、登记注册、办园质量、缺乏有效的管理与规范，违规办学现象时有发生。而质量好、收费低的优质公办幼儿园已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造成入好园难、入好园贵的现象。
“我们那刚毕业的孩子，有时一个月工资就一千五六百块钱，一个孩子上私立幼儿园一个月就得接近两千多，再给孩子培养点特长，一个人的工资就没有了。”她说。
她指出，国家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也对学前教育提出更新更高的要求，应该出台相应的配套措施来应对。
“多办一些公立幼儿园，哪怕不给幼师编制，签合同也行，这不也解决就业难的问题了么，还解决了学前教育师资缺乏的问题。而且私立幼儿园幼师也要国家派，不能说我想用谁就用谁。”
近年来，她特别关注了幼儿园师资水平参差不齐的问题。幼师虐童事件层出不穷，却没有专门的法律界定施虐幼师的罪行。
“虐童以后要有虐童罪，”王家娟说，“现在我们国家学前教育是没有保障的。政府工作报告说要补齐短板，这是我们最短的一个板。其实最小的孩子反而应该受到最好的关照。”
王家娟寄希望于国家能够尽快出台学前教育法，保障每一个孩子有获得良好学前教育的权利，同时在受到一些伤害或者遇到不公平对待等问题时，能够有法可依地还孩子一个公道。
“不要老把教育归类到民生里面，教育应该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教育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基石。”王家娟说。
请让独生子女烈士父母有尊严的生活
除了教育问题，王家娟还特别提到一件事，请记者一定多帮忙呼吁。
2013年，全国人大代表王家娟撰写了“关于对独生子女烈士父母给予保障性扶助的建议”，建议民政部门应该对这一特殊人群给予优待与关照。然而，建议提交上去之后，民政部门的答复却令王家娟不太满意。
“他们说很重视我的建议，建议把他们当作失独父母去对待。但我觉得不公平，人家是为了国家，为了保护人民的安全英勇牺牲的，待遇应该不一样!”王家娟对中国网记者说。
2013年，在一次调研中，她偶然结识了一对年迈的夫妇，这对夫妇的独子是一名警察，15年前，在一次追捕毒贩的过程中英勇牺牲。
如今70多岁的老两口双双体弱多病，但工资水平却很难维持家里的正常开支。
“老两口出去洗一次澡就得花200块钱，因为需要找车接送，还得找人搓澡等等。”王家娟说。
她了解到此事后，立即撰写了“关于对独生子女烈士父母给予保障性扶助的建议”，建议民政部门应该对这一特殊人群给予优待与关照。
“当时民政部给我答复的时候就说这个人群比较小。我就说哪怕全国只有一个，也要出台政策。这个政策是一个导向问题，因为只有烈士的父母受到了很好的待遇，他能够有尊严地生活，烈士在九泉之下才能得到安慰，咱们国家才能人才辈出。”王家娟说。
心疼老两口的王家娟，经常会买些水果、带着自己的学生帮助他们做些家务活。她的本意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学习烈士精神，然而一位学生看到独生子女烈士父母的状态，竟然跟她说，“老师，当国家需要我的时候，我首先要考虑到我的父母以后是否能有尊严的生活。”
孩子的话令王家娟感到十分震惊，同时也坚定了她要为这一人群争取权益的想法。
再次提交这份建议以后，去年，王家娟得到了卫生计生委的回复，“也跟我说，这个事我们解决不了，让走社会救助体系，我说这是不对的，就算他想走救助，国家应该都不准他走救助。”
王家娟还告诉记者，2000年，老人的儿子牺牲时，新版《烈士褒扬条例》尚未出台(2011年7月出台)，按照1980年出台的《革命烈士褒扬条例》，老两口一次性只拿到三万多元的抚恤金，此后便再也没有得到抚恤。
“烈士的父母跟我说，同在21世纪，十年都没超过，为什么标准不一样。”王家娟说，“他现在雇人照顾都雇不着。我们给他买的水果，他都留着，谁来帮忙收拾屋子，就把水果给人家，都舍不得吃。”
有时候，王家娟会对老两口说，“我也就能给你们提到这，但我会尽力的。”她说，“我们国家设立了烈士纪念日，但并不是那天纪念了，就是对烈士的尊重，对烈士最好的尊重是照顾好他的家人。”(记者 魏婧)
“小到交通岗亭的红绿灯坏了，都有人跟我‘汇报’。”她笑着说。
曾有人为了投递信件把她家的报箱、奶箱都撬开了，她说自己能够理解，“这代表人民群众对我这个代表的信任。每一封信我都认真看过，如果在我能力范围内我都会给出回应，能力范围之外的我也会向相关人员请教。”
大家向她反映的问题大多与教育相关，如学前教育问题、择校问题、就业问题等等。而她个人因为职业的缘故，关注点也大多在此。
希望国家能够尽快出台学前教育法
多年来，王家娟一直呼吁应为学前教育立法。群众向她反映的情况结合她本人的调研结果，她认为，目前学前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最多被提及的就是“入园难”、“入园贵”。
尽管身为教育者，王家娟和她的同事们也被“入园难”困扰着。她总结说，入园难，难过考公务员;入园贵，贵过大学学费。
“我现在都有孙子了，我儿子跟我说赶紧找个幼儿园。其实我孙子三年以后才上幼儿园。还有，我们学校的老师刚结婚就开始选幼儿园。”她对中国网记者说。
王家娟在建议中写到，现在公办或公办性质的幼儿园少，取而代之的是个体办、集体办、企业办、外资办等幼儿园，社会力量办园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不足, 但对这些幼儿园的承办者资格、办园条件、教师资质、登记注册、办园质量、缺乏有效的管理与规范，违规办学现象时有发生。而质量好、收费低的优质公办幼儿园已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造成入好园难、入好园贵的现象。
“我们那刚毕业的孩子，有时一个月工资就一千五六百块钱，一个孩子上私立幼儿园一个月就得接近两千多，再给孩子培养点特长，一个人的工资就没有了。”她说。
她指出，国家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也对学前教育提出更新更高的要求，应该出台相应的配套措施来应对。
“多办一些公立幼儿园，哪怕不给幼师编制，签合同也行，这不也解决就业难的问题了么，还解决了学前教育师资缺乏的问题。而且私立幼儿园幼师也要国家派，不能说我想用谁就用谁。”
近年来，她特别关注了幼儿园师资水平参差不齐的问题。幼师虐童事件层出不穷，却没有专门的法律界定施虐幼师的罪行。
“虐童以后要有虐童罪，”王家娟说，“现在我们国家学前教育是没有保障的。政府工作报告说要补齐短板，这是我们最短的一个板。其实最小的孩子反而应该受到最好的关照。”
王家娟寄希望于国家能够尽快出台学前教育法，保障每一个孩子有获得良好学前教育的权利，同时在受到一些伤害或者遇到不公平对待等问题时，能够有法可依地还孩子一个公道。
“不要老把教育归类到民生里面，教育应该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教育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基石。”王家娟说。
请让独生子女烈士父母有尊严的生活
除了教育问题，王家娟还特别提到一件事，请记者一定多帮忙呼吁。
2013年，全国人大代表王家娟撰写了“关于对独生子女烈士父母给予保障性扶助的建议”，建议民政部门应该对这一特殊人群给予优待与关照。然而，建议提交上去之后，民政部门的答复却令王家娟不太满意。
“他们说很重视我的建议，建议把他们当作失独父母去对待。但我觉得不公平，人家是为了国家，为了保护人民的安全英勇牺牲的，待遇应该不一样!”王家娟对中国网记者说。
2013年，在一次调研中，她偶然结识了一对年迈的夫妇，这对夫妇的独子是一名警察，15年前，在一次追捕毒贩的过程中英勇牺牲。
如今70多岁的老两口双双体弱多病，但工资水平却很难维持家里的正常开支。
“老两口出去洗一次澡就得花200块钱，因为需要找车接送，还得找人搓澡等等。”王家娟说。
她了解到此事后，立即撰写了“关于对独生子女烈士父母给予保障性扶助的建议”，建议民政部门应该对这一特殊人群给予优待与关照。
“当时民政部给我答复的时候就说这个人群比较小。我就说哪怕全国只有一个，也要出台政策。这个政策是一个导向问题，因为只有烈士的父母受到了很好的待遇，他能够有尊严地生活，烈士在九泉之下才能得到安慰，咱们国家才能人才辈出。”王家娟说。
心疼老两口的王家娟，经常会买些水果、带着自己的学生帮助他们做些家务活。她的本意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学习烈士精神，然而一位学生看到独生子女烈士父母的状态，竟然跟她说，“老师，当国家需要我的时候，我首先要考虑到我的父母以后是否能有尊严的生活。”
孩子的话令王家娟感到十分震惊，同时也坚定了她要为这一人群争取权益的想法。
再次提交这份建议以后，去年，王家娟得到了卫生计生委的回复，“也跟我说，这个事我们解决不了，让走社会救助体系，我说这是不对的，就算他想走救助，国家应该都不准他走救助。”
王家娟还告诉记者，2000年，老人的儿子牺牲时，新版《烈士褒扬条例》尚未出台(2011年7月出台)，按照1980年出台的《革命烈士褒扬条例》，老两口一次性只拿到三万多元的抚恤金，此后便再也没有得到抚恤。
“烈士的父母跟我说，同在21世纪，十年都没超过，为什么标准不一样。”王家娟说，“他现在雇人照顾都雇不着。我们给他买的水果，他都留着，谁来帮忙收拾屋子，就把水果给人家，都舍不得吃。”
有时候，王家娟会对老两口说，“我也就能给你们提到这，但我会尽力的。”她说，“我们国家设立了烈士纪念日，但并不是那天纪念了，就是对烈士的尊重，对烈士最好的尊重是照顾好他的家人。”(记者 魏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