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育人，要提“均值”减“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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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关于高校改革的话题总会引发关注。近期北大传出要取消院系行政级别的消息，引发媒体热议。此前清华也不断释放改革消息，高校综合改革的话题持续发酵。
关于改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作为经济学者，我习惯于用经济学视角、分析方法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来思考大学改革。
经过30多年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发展步入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阶段。与之对应，中国高等教育在迅速发展成为世界最大规模后，关注点转向提高教育质量，特别是从知识传授和技能培养转向更加注重培育创造性人才，以适应创新驱动发展。
大致上，我把教育问题概括成两个维度：“人”与“才”。人们习惯把“人才”看作一个词，这就会导致一种倾向：培养“人才”，就是重育“才”、轻育“人”。区分好“人”与“才”两个维度，并进一步强调育“人”重于育“才”，有利于把握大学改革的方向。
统计学中的“均值”和“方差”两个度量，用来刻画中国教育中的成绩与不足非常合适。据我观察，在育“才”上，我们的均值高、方差小，即平均水平不低，但杰出人才不多；在育“人”上，正好相反，均值低、方差大，即整体素质还不够高，且一些人素质较差。这种状况显然不利于创新驱动，也与中国在世界文明中应有的地位不相称。
大学的改革应当达到两个目标：既要培养每一位学生成为有良好素养的现代文明人，又要创造一种环境使得杰出人才能够脱颖而出。实现前者就要在育“人”上“提高均值，减少方差”，方法是要关注每一个学生，实行通识教育，恪守道德底线。实现后者就要在育“才”上“保持均值，扩大方差”，方法是创造环境，促进个性发展，让杰出人才能够“冒”出来。欲二者兼得，就要让通识教育与个性发展相结合。
通识教育和个性发展背后的一个基本理念是“大学为学生”。但是，这个理念并非显而易见。
近年来，中国学者发表的论文快速增长，中国大学在全球排名中的位置也加速上升。虽然这值得欣喜，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排名主要与教师研究密切相关，而与教学的关联并不紧密。如何处理好研究与教学之间的关系，是国内高校普遍遭遇的难题。
大学如果没有论文发表，当然不能算一流；但是大学如果没有培育出好学生，那就很难称作为大学了。在目前的情况下，很有必要强调“大学为学生”的理念。在我的新书《大学的改革》中，这个理念是绝对的主角。这么多年，我心心念念，不敢或忘。
（作者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 人民日报 》（ 2016年12月07日 12 版）
关于改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作为经济学者，我习惯于用经济学视角、分析方法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来思考大学改革。
经过30多年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发展步入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阶段。与之对应，中国高等教育在迅速发展成为世界最大规模后，关注点转向提高教育质量，特别是从知识传授和技能培养转向更加注重培育创造性人才，以适应创新驱动发展。
大致上，我把教育问题概括成两个维度：“人”与“才”。人们习惯把“人才”看作一个词，这就会导致一种倾向：培养“人才”，就是重育“才”、轻育“人”。区分好“人”与“才”两个维度，并进一步强调育“人”重于育“才”，有利于把握大学改革的方向。
统计学中的“均值”和“方差”两个度量，用来刻画中国教育中的成绩与不足非常合适。据我观察，在育“才”上，我们的均值高、方差小，即平均水平不低，但杰出人才不多；在育“人”上，正好相反，均值低、方差大，即整体素质还不够高，且一些人素质较差。这种状况显然不利于创新驱动，也与中国在世界文明中应有的地位不相称。
大学的改革应当达到两个目标：既要培养每一位学生成为有良好素养的现代文明人，又要创造一种环境使得杰出人才能够脱颖而出。实现前者就要在育“人”上“提高均值，减少方差”，方法是要关注每一个学生，实行通识教育，恪守道德底线。实现后者就要在育“才”上“保持均值，扩大方差”，方法是创造环境，促进个性发展，让杰出人才能够“冒”出来。欲二者兼得，就要让通识教育与个性发展相结合。
通识教育和个性发展背后的一个基本理念是“大学为学生”。但是，这个理念并非显而易见。
近年来，中国学者发表的论文快速增长，中国大学在全球排名中的位置也加速上升。虽然这值得欣喜，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排名主要与教师研究密切相关，而与教学的关联并不紧密。如何处理好研究与教学之间的关系，是国内高校普遍遭遇的难题。
大学如果没有论文发表，当然不能算一流；但是大学如果没有培育出好学生，那就很难称作为大学了。在目前的情况下，很有必要强调“大学为学生”的理念。在我的新书《大学的改革》中，这个理念是绝对的主角。这么多年，我心心念念，不敢或忘。
（作者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 人民日报 》（ 2016年12月07日 12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