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破解城市管理难题：去低端业态 谋环境质量
若水分享
1147
把脉城市病，对症开药方
——北京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路破解城市管理难题纪实
本报记者 朱竞若 贺 勇
首都，是国家文明的窗口，治理“大城市病”，是首都的当务之急。
今年以来，北京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治理“大城市病”的治本良策，坚持稳增长、调结构、疏功能、转方式、治环境、补短板，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思路。在产业疏解、城市管理、生态环境等多个方面，都取得了重要进展。
着力结构转型——
减量发展，去低端业态
放弃“大而全”的经济体系，建设“高精尖”的经济结构，调整疏解非首都功能，是北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关键。
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这样分析：关键是要处理好“舍”与“得”的关系。舍过高速度，得更好效益；舍“大而全”，得“高精尖”；舍过度集聚，得首都生态环境。
坚决“瘦身”，通过减量发展，去低端业态。熨烫属于高能耗环节，年销售额22亿的北京土生土长的著名服装企业威克多，迁往了河北。聚集了553家石材企业、3000余户个体商户的西直河石材市场，迁往天津滨海和河北香河、黄骅、易县。与CBD毗邻的东郊市场，腾退后变身国家级广告产业园区，一大批工业企业转型为文化创意、软件信息和科技服务企业，实现了转型升级。
价格机制是市场机制的核心。北京通过改革创新价格机制，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疏解非首都功能过程中，北京通过政策倒逼，运用价格杠杆引导高耗水、高耗能企业调整转型、有序退出。
差别化水价规定特殊行业水价达到160元/吨；规定对限制类行业、淘汰类行业用电分别加价0.2元/千瓦时和0.5元/千瓦时，力度为全国最大，效果立竿见影。洗车等特殊行业新水用量同比下降了20%以上、再生水销售量增长约38%。
不仅行业有差别，区域也有差别，对城六区和远郊区非居民用水、用气、用热实施差别价格，打造中心城疏解高地，引导“水往低处流”，促进部分企事业单位向远郊区转移。
北京市常务副市长李士祥说：“通过政策组合拳，目前北京已清理整治‘散乱污’企业1799家；调整退出印刷、铸造、家具等行业污染企业224家，5年退出1200家的任务已提前完成。伴随着低端产业调整退出，北京经济增长高端引领、创新驱动和绿色发展的特点日益凸显。”
作为非首都功能疏解带来的直接变化，北京市人口调控取得明显成效。城六区常住人口较2015年底已减少8.3万人，实现了由增到减的拐点。过去，北京市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需要人口增加5.64万人，而从今年上半年的数据看，只需要增加2.72万人——北京正在以更少的人口支撑更高质量、更大总量的经济增长。
发力制度创新——
效率提速，开便利之门
方便不方便，现象看得见。今年夏天，北京市编办的同志在探访中发现，北京市政务服务中心办事窗口前，有两个窗口排队特别长。他们与政务中心深入调研后，重新设计了办事流程，大部分材料申报改为网上办理，长龙不见了。
小故事的背后，是围绕着效率提速“放管服”改革带来的制度大变化。
8月初，北京市市长王安顺和4位副市长，20个委办局的一把手、16区区长，一起开了一个工程案例深度分析会，“解剖麻雀”：一条12公里的道路，数次列入政府重点工程，却建了7年都没有竣工。除了拆迁难以外，投资审批极为繁杂的手续、各种互为限制的前置条件，也成了工程的绊脚石。随后，北京市政府出台了三个文件，围绕“放管服”进行了更为大刀阔斧的改革，通州城市副中心建设项目的推进，力度更是前所未有。
而另一项更为深远的改革，发生在城市管理领域。
北京现行的管理体制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经过20年的发展，北京的城市管理也面临着新的挑战。摊大饼式的发展难以遏制，过细的分工弊端日显。马路牙子上下停车，分属不同部门管理。垃圾清扫，一步之遥的路面、绿化带、水面亦归不同部门。必须从管理的供给端入手，用统筹的思维，加强顶层设计，改变“九龙治水”“政出多门”的日常管理，建立“多规合一”的规划管理体系，以收治本之效。
7月28日、29日，北京市两大新机构——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相继揭牌成立。
城管委成立，要变“谁都管”为“统一管”。市发改委的煤电油气等能源日常运行管理、市商务委的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市园林绿化局的城市绿化带环境卫生管理、市水务局的城市河湖周边环境卫生管理等，职能与编制，都划归到城市管理委员会。北京还在此基础上搭建了高层次的议事平台——首都城市环境建设管理委员会，市长亲自挂帅，形成集重大决策、统筹协调、监督考核于一体的强有力的工作平台。
北京市“规土委”由规划和国土两个职能部门合并组建而成，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两规合一”，对建设实施刚性约束，从体制上奠定了基础。
坚定持续攻坚——
补齐短板，谋环境质量
今天的北京，屡屡触及环境容量的“天花板”。“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王安顺说。
着眼大气污染治理，北京大力实施燃煤压减和清洁能源替代各项任务，大唐高井、京能石热、神华国华等3座燃煤电厂相继关停，其中神华国华燃煤电厂的关停标志着长安街最后一个高炉退出历史舞台。
数据显示，北京煤炭消费总量从2010年的2600万吨下降到2015年的1165万吨，用5年时间压减了全市一半以上的燃煤。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由2010年的29%降至2015年的14%左右，天然气、电力等优质能源消费比重从71%提高到86%左右，清洁高效的能源体系基本建成。目前，北京市核心区已经基本实现无煤化，城六区、市级以上开发区基本取消燃煤锅炉。
在水环境方面，北京大力实施“三年行动方案”，全市共完成新建改造污水管线1384公里，再生水管线476公里，污水处理率由2012年的83%提高到87%。
在南四环附近，北京首座、亚洲最大的全封闭式地下再生水厂——槐房再生水厂已经试运行，日处理污水能力为60万立方米，可收集处理北京市中心城区西半部大部分污水，全年满负荷运转可将近两亿立方米的污水转化为可利用的再生水，相当于100个颐和园昆明湖，堪称正在崛起的“地下水城”。与传统的地上再生水厂相比，这座水厂不仅节约了240亩宝贵的土地资源，而且由于设施处于地下，不会因为异味或噪音扰民，有效解决了污水设施建设的“邻避效应”。水厂原址曾经是南城著名的湿地景观“一亩泉”，未来，消失的“一亩泉”湿地景观将重现。
按照“谁污染、谁治理，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北京市建立了水环境区域补偿机制，让产生污染并治理不力的上游区县对下游区县给予经济补偿，形成了上下游配合、各区间协同的污水治理新局面，促进跨界断面水质逐步达标。
对于土地资源紧张的北京，建设立体停车库是解决停车位不足的有效途径。2015年，首钢总公司组建了以智能立体停车库投资、建设为核心业务的“首钢城运”。“改造后的两座立体停车库，停车位由原来50个扩大到300个，土地利用率提升至以前的6倍。”首钢城运公司副总经理杨树彬介绍，同时通过拓展立体停车库业务，将首钢的过剩产能转化为有效供给。
“我们将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治理大城市病、实现更高水平发展的治本良策，在补齐短板中增进民生福祉，增强发展后劲，为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打下坚实基础。”郭金龙说。
——北京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路破解城市管理难题纪实
本报记者 朱竞若 贺 勇
首都，是国家文明的窗口，治理“大城市病”，是首都的当务之急。
今年以来，北京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治理“大城市病”的治本良策，坚持稳增长、调结构、疏功能、转方式、治环境、补短板，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思路。在产业疏解、城市管理、生态环境等多个方面，都取得了重要进展。
着力结构转型——
减量发展，去低端业态
放弃“大而全”的经济体系，建设“高精尖”的经济结构，调整疏解非首都功能，是北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关键。
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这样分析：关键是要处理好“舍”与“得”的关系。舍过高速度，得更好效益；舍“大而全”，得“高精尖”；舍过度集聚，得首都生态环境。
坚决“瘦身”，通过减量发展，去低端业态。熨烫属于高能耗环节，年销售额22亿的北京土生土长的著名服装企业威克多，迁往了河北。聚集了553家石材企业、3000余户个体商户的西直河石材市场，迁往天津滨海和河北香河、黄骅、易县。与CBD毗邻的东郊市场，腾退后变身国家级广告产业园区，一大批工业企业转型为文化创意、软件信息和科技服务企业，实现了转型升级。
价格机制是市场机制的核心。北京通过改革创新价格机制，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疏解非首都功能过程中，北京通过政策倒逼，运用价格杠杆引导高耗水、高耗能企业调整转型、有序退出。
差别化水价规定特殊行业水价达到160元/吨；规定对限制类行业、淘汰类行业用电分别加价0.2元/千瓦时和0.5元/千瓦时，力度为全国最大，效果立竿见影。洗车等特殊行业新水用量同比下降了20%以上、再生水销售量增长约38%。
不仅行业有差别，区域也有差别，对城六区和远郊区非居民用水、用气、用热实施差别价格，打造中心城疏解高地，引导“水往低处流”，促进部分企事业单位向远郊区转移。
北京市常务副市长李士祥说：“通过政策组合拳，目前北京已清理整治‘散乱污’企业1799家；调整退出印刷、铸造、家具等行业污染企业224家，5年退出1200家的任务已提前完成。伴随着低端产业调整退出，北京经济增长高端引领、创新驱动和绿色发展的特点日益凸显。”
作为非首都功能疏解带来的直接变化，北京市人口调控取得明显成效。城六区常住人口较2015年底已减少8.3万人，实现了由增到减的拐点。过去，北京市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需要人口增加5.64万人，而从今年上半年的数据看，只需要增加2.72万人——北京正在以更少的人口支撑更高质量、更大总量的经济增长。
发力制度创新——
效率提速，开便利之门
方便不方便，现象看得见。今年夏天，北京市编办的同志在探访中发现，北京市政务服务中心办事窗口前，有两个窗口排队特别长。他们与政务中心深入调研后，重新设计了办事流程，大部分材料申报改为网上办理，长龙不见了。
小故事的背后，是围绕着效率提速“放管服”改革带来的制度大变化。
8月初，北京市市长王安顺和4位副市长，20个委办局的一把手、16区区长，一起开了一个工程案例深度分析会，“解剖麻雀”：一条12公里的道路，数次列入政府重点工程，却建了7年都没有竣工。除了拆迁难以外，投资审批极为繁杂的手续、各种互为限制的前置条件，也成了工程的绊脚石。随后，北京市政府出台了三个文件，围绕“放管服”进行了更为大刀阔斧的改革，通州城市副中心建设项目的推进，力度更是前所未有。
而另一项更为深远的改革，发生在城市管理领域。
北京现行的管理体制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经过20年的发展，北京的城市管理也面临着新的挑战。摊大饼式的发展难以遏制，过细的分工弊端日显。马路牙子上下停车，分属不同部门管理。垃圾清扫，一步之遥的路面、绿化带、水面亦归不同部门。必须从管理的供给端入手，用统筹的思维，加强顶层设计，改变“九龙治水”“政出多门”的日常管理，建立“多规合一”的规划管理体系，以收治本之效。
7月28日、29日，北京市两大新机构——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相继揭牌成立。
城管委成立，要变“谁都管”为“统一管”。市发改委的煤电油气等能源日常运行管理、市商务委的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市园林绿化局的城市绿化带环境卫生管理、市水务局的城市河湖周边环境卫生管理等，职能与编制，都划归到城市管理委员会。北京还在此基础上搭建了高层次的议事平台——首都城市环境建设管理委员会，市长亲自挂帅，形成集重大决策、统筹协调、监督考核于一体的强有力的工作平台。
北京市“规土委”由规划和国土两个职能部门合并组建而成，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两规合一”，对建设实施刚性约束，从体制上奠定了基础。
坚定持续攻坚——
补齐短板，谋环境质量
今天的北京，屡屡触及环境容量的“天花板”。“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王安顺说。
着眼大气污染治理，北京大力实施燃煤压减和清洁能源替代各项任务，大唐高井、京能石热、神华国华等3座燃煤电厂相继关停，其中神华国华燃煤电厂的关停标志着长安街最后一个高炉退出历史舞台。
数据显示，北京煤炭消费总量从2010年的2600万吨下降到2015年的1165万吨，用5年时间压减了全市一半以上的燃煤。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由2010年的29%降至2015年的14%左右，天然气、电力等优质能源消费比重从71%提高到86%左右，清洁高效的能源体系基本建成。目前，北京市核心区已经基本实现无煤化，城六区、市级以上开发区基本取消燃煤锅炉。
在水环境方面，北京大力实施“三年行动方案”，全市共完成新建改造污水管线1384公里，再生水管线476公里，污水处理率由2012年的83%提高到87%。
在南四环附近，北京首座、亚洲最大的全封闭式地下再生水厂——槐房再生水厂已经试运行，日处理污水能力为60万立方米，可收集处理北京市中心城区西半部大部分污水，全年满负荷运转可将近两亿立方米的污水转化为可利用的再生水，相当于100个颐和园昆明湖，堪称正在崛起的“地下水城”。与传统的地上再生水厂相比，这座水厂不仅节约了240亩宝贵的土地资源，而且由于设施处于地下，不会因为异味或噪音扰民，有效解决了污水设施建设的“邻避效应”。水厂原址曾经是南城著名的湿地景观“一亩泉”，未来，消失的“一亩泉”湿地景观将重现。
按照“谁污染、谁治理，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北京市建立了水环境区域补偿机制，让产生污染并治理不力的上游区县对下游区县给予经济补偿，形成了上下游配合、各区间协同的污水治理新局面，促进跨界断面水质逐步达标。
对于土地资源紧张的北京，建设立体停车库是解决停车位不足的有效途径。2015年，首钢总公司组建了以智能立体停车库投资、建设为核心业务的“首钢城运”。“改造后的两座立体停车库，停车位由原来50个扩大到300个，土地利用率提升至以前的6倍。”首钢城运公司副总经理杨树彬介绍，同时通过拓展立体停车库业务，将首钢的过剩产能转化为有效供给。
“我们将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治理大城市病、实现更高水平发展的治本良策，在补齐短板中增进民生福祉，增强发展后劲，为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打下坚实基础。”郭金龙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