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文献专题片《我们走在大路上》第六集激情燃烧的岁月内容概要
《我们走在大路上》第六集壮志凌云主要讲述的是：中国进行全面社会主义建设，到处洋溢着创业的激情。雷锋、焦裕禄成为时代的榜样;袁隆平、屠呦呦成为科技战线上的先锋。1971年10月，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一锤定音，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的决议。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大门推开，西方世界封锁中国的铁幕终于被打破。以下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2019文献专题片《我们走在大路上》第六集激情燃烧的岁月内容概要.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人民大会堂,天安门广场上的地标建筑。
竣工于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前夕。
如今，60年光阴过去，这座建筑依然那么庄重典雅，与周围的建筑景观相得益彰，构成了天安门广场、浑然一体的恢弘气韵。
1958年8月，中共中央提出，要在首都建十个经典工程，展示新中国的新面貌。人民大会堂被列为十大工程之首。
此时，距1959年国庆只剩不到400天时间。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建起10座大型建筑，这个任务究竟有多难?
对比一下同期世界上其他著名建筑的施工表就会明白：
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建了7年，日内瓦万国宫建了8年，比“十大建筑”只晚一年开工的悉尼歌剧院用了整整14年。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社会主义的独特优势。
来自全国17个省市的33位顶尖建筑师云集北京;
上万名建筑工人参与施工;
数十万人次参加义务劳动
……
人民群众用智慧力量与爱国热情创造出了世界建筑史上的一大奇迹。
从这一张张坚毅且充满激情的笑容里，今天的我们依然能够被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深深打动。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有着六亿多人口的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是一件有着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激发起万众一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空前激情和冲天干劲。
石油是工业的血液。
新中国快速发展的工业，比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地需要石油。
持续对我国进行经济封锁的西方势力断言，中国是个贫油国，发展工业一定会被石油卡脖子。
但，中国人就是不信这个邪。
一批批地质学家和年轻的地质勘探队员，在荒原，在戈壁，在一切可能的地方，跋山涉水寻找石油的踪迹。
1950年返回祖国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出任地质部长。
他依据自己和潘钟祥共同创立并发展的陆相生油理论研究认为，应当把柴达木盆地、四川盆地、华北平原、东北平原等地区作为普查找油的靶区。
1959年9月底，中国石油勘探队终于在东北松辽平原的黑龙江肇州县境内打出第一口稳产油井。
此时，刚好是国庆十周年前夕，人们就把这个油田命名为——大庆。
1960年，中央批准了急调四万建设大军开展大庆石油会战的计划。
当时的环境异常艰苦——
设备不齐,没有公路，供水供电设备严重不足，几万人的队伍一拥而上，能否在荒凉的大平原上站住脚就是个大问题。
王进喜：“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这位被誉为“铁人”的1205钻井队队长王进喜，用钢铁般的意志和拼搏苦干的作风，把自己的名字和大庆石油会战紧紧连在了一起。
大庆石油会战开始后，在没有装卸设备的情况下，王进喜和他的队员们靠着人拉肩扛，硬是把60多吨重的钻机搬运到了井场，并安装了起来。
由于地层压力太大，第二口井打到700米时发生了井喷。
危急关头，王进喜带头跳进碱性极强的水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水泥浆。
最终制服了井喷。
经过三年多奋战，1963年当年，大庆油田产原油达到439.3万吨，占全国原油产量的67.3%。
这一年的12月2日，周恩来在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庄严宣布：“我国需要的石油，现在可以基本自给了。”中国终于把贫油的帽子甩到了太平洋里去了!
1964年1月。
毛泽东向全国发出“工业学大庆”的号召。
大庆成为了新中国工业战线的一面旗帜。
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新中国的辽阔农村，也同步创造着惊天动地的伟大奇迹。
开山劈岭的隆隆炮声，把我们带进了太行山南麓的河南省林县。
这些腰系绳索，如猿猴般在悬崖峭壁间飞来飞去的人，并不是在做什么特技表演，他们要做的就是在这数百米高的峭壁中间修出一条水渠来，把一百多公里外的漳河水引到林县来，这就是著名的“引漳入林”工程，人们都叫它红旗渠。
要想在坚硬的砂岩上凿出一条宽8米、深4.3米的主干渠，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一根绳索系于腰间，飞崖下堑，如壁虎般附于绝壁之上，打钢钎，凿炮眼，这看似洒脱的一举一动背后，时刻面对着却是生死的考验。
排险突击队队长任羊成，曾先后四次身负重伤，九死一生。
任羊成：“我早晨就把被子抱着了，到工地去排险以后，中午回来不回来呢，那就很难说了。跟你说实话，这么荡起来，我要粉身碎骨以后，牺牲了，别人掂开我的被子，往棺材里面一放，那不就回老家去了吗。”
劈开太行山，漳河穿山来，林县人民多壮志，誓把河山重安排。
劈开太行山，引来漳河水。
林县人民凭着改天换地的豪情和钢铁般的意志，硬是在巍峨的太行山上开凿出一条总长达1500公里的“人工天河”——红旗渠。
千百年来，林县人民渴望水的梦想，终于得以实现。
正如周恩来总理所说，这条盘绕在太行山千嶂绝壁上的蓝色飘带和南京长江大桥，是新中国创造的两大奇迹。
就在太行山南麓的林县人劈山开渠的时候，生活在太行山北麓的大寨人也开始了治坡治窝的工程。
大寨人在党支部的领导下，从1953年开始的五年时间里，他们总共垒起了长15公里的180多条大坝，将300亩坡地垒成了水平梯田。
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
“愚公移山，改造中国”，成为这个火红年代中国人民精神面貌的真实写照。
新中国用二十年时间，基本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基础。
在世界上，西方国家做到这些，经过了200年的时间。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期，国际形势出现新的动荡，中国周边形势骤然紧张，美国对越南北方的战争逐步扩大。
中国经济工作的备战问题摆到党和国家重要议事日程上来。
1964年5月2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研究三线建设问题。
所谓三线，是按地区划分的。
第一线是沿海，第二线是中部地区，第三线是后方地区，包括西南的云、贵、川，西北的陕、甘、宁、青。
这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有了这些东西，就放心了。
中央很快就确立了“立足于战争，从准备打仗出发”加快三线建设的基调。
就在中央加速三线建设规划的同时，一大批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也加入到了西迁的行列中。而交通大学的西迁之路却来得更早一些。
1955年，党中央决定将交通大学的主体由上海迁至西安。
向现代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抱着这样的理想，交大师生们激情澎湃的踏上了西行的列车。
据统计交大在册的767名教师中，迁到西安的有537人，占教师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多。
国家之需，乃我辈之责。几十年献身大西北建设，他们凝铸起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
2017年，部分西迁教授们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了一封信，讲述了奋斗几十年的心里话。
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在2017年12月他们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信中写道，希望西安交通大学师生传承好西迁精神。为西部发展，国家建设，奉献智慧和力量。
总书记的殷殷叮嘱，让老教授们感到十分温暖。
教授史维祥：“总书记又提到‘爱国奉献、无怨无悔’，都是西迁精神的体现，我们要在新时代找出我们的奋斗目标，再立新功。”
在当年的诸多三线建设项目中，毛泽东最为牵挂的就是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了。他曾特别强调，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攀枝花搞不起来，我睡不着觉。
这是1964年5月的攀枝花。
沉寂了亿万年的荒山野岭响起了隆隆的开山炮声，攀枝花从此揭开了惊天地、泣鬼神的人类壮举。
数以万计的建设者带着仓促准备的行囊潮水般涌进金沙江畔。
在没有城市依托、不通铁路、气候恶劣、物资奇缺的艰难条件下建设一座大型钢铁基地，谈何容易!
三块石头架口锅，帐篷搭在山窝窝;
天作罗帐地是床，野菜盐巴下干粮。
这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
数十万建设者用了5年的时间，硬是在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建起了一座举世瞩目的钢铁企业。
1970年7月1日，攀枝花迎来了第一炉铁水。
飞舞的钢花，格外壮观。
就在同一天，成昆铁路全线建成通车。
成昆铁路，全长1096公里，沿线地形和地质条件极为复杂。
多国专家断言，这里是“修路禁区”。
但，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中国人民建设美好家园的热情与意志。
筑路大军用鲜血和汗水浇筑铺就了这条非凡的钢铁之路。
在修筑成昆铁路1096公里的铁道线上，共有2100多人牺牲。平均每500米就留下一位烈士的英魂。
三线建设的开展，较大规模地改变了我国工业布局，改变了三线地区比较落后的局面。
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也是英雄辈出的年代。
雷锋，一个因公牺牲的普通解放军战士，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焦裕禄，身患肝癌，忍着剧痛，带领兰考县干部群众同严重的自然灾害作斗争，被兰考人民誉为“党的好干部”。
人民的奉献，英雄的事迹，流传下来，感召着一代又一代后来者。
人们以空前的热情投入到了社会主义的建设当中，形成了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和西迁精神等一大批带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建设精神，极大地丰富了我们革命精神的谱系。
向现代科学进军!
这是新中国建设浪潮中一个响亮口号。
1960年，还是湖南省农业学校教员的袁隆平，开始研究杂交水稻技术。在那个年代，水稻的平均亩产只有100多公斤，粮食问题是一个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
十年余攻关，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技术在1975年把水稻平均亩产提高到了300公斤。
今天，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技术，还在不断突破。第三代超级杂交水稻，可以把亩产提高到1000公斤。
1965年9月17日，我国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人工合成的蛋白质。
屠呦呦——因为发现青蒿素这一治疗疟疾的特效药物，她获得2015年诺贝尔奖生理学或医学奖。
这项研究的起步始于1967年5月23日。
在那一年，中国启动了研发抗疟新药“523项目”。
5年后，屠呦呦团队与其他机构合作，成功研制出青蒿素。
这类药物，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为人类健康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让人民大众身心健康，不仅是个人全面发展的基础，也是一个国家理应担当的使命。
中国，曾是世界上血吸虫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12个省、市、自治区1000万人口患病，上亿人受到血吸虫病的威胁。
1956年2月1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
1957年6月30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江西省余江县率先消灭血吸虫病。毛泽东看到报道，浮想联翩，夜不能寐，欣然提笔写下七律二首《送瘟神》：
《送瘟神》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1965年，毛泽东发出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于是，“赤脚医生”应运而生。
新中国以新的经济和社会制度为依托，建立了一套崭新和独特的医疗卫生制度。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工业化任务繁重的情况下，以有限的资源实现了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全覆盖。
就在新中国建设发展蒸蒸日上的同时，我国的对外关系也出现了崭新的局面。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参加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扩大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六十年代，在与国际霸权主义斗争的同时，积极争取中小国家，特别是亚非拉国家，改善了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
照片中这位仰天大笑的人就是出席第26届联合国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
透过这张照片，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这开怀大笑所蕴含的自信和豪情!
经过不懈努力，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以及主持正义的其他国家支持下，1971年10月，第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权利。
毛泽东深有感触地说：这是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
70年代前期，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这对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一行抵达北京，两国领导人的手伸过了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握在了一起。
当天下午，毛泽东会见了尼克松。
这位导演了这场改变世界格局重大事件的决策者，微笑着对尼克松说，我们俩主要谈谈哲学问题，具体的事情让他们去解决吧。
6天后，中美双方签订了《联合公报》，两国关系正常化开始起步。
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掀起同世界各国建立邦交正常化的高潮。
在此前后，同中国恢复和建立外交关系的还有意大利、联邦德国等40多个国家。
西方世界对中国长达20多年的封锁就这样被打破，一个崭新的外交格局出现了。
截止到1976年底，中国已同世界上110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愈益积极而重要的作用，在国际舞台上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主持正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
1963年，毛泽东有感而发填了一首《满江红》的诗词：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是的，在一个激情燃烧的伟大岁月里，一万年实在太久。
新中国必须风雨兼程，只争朝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