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开端》读后感悟600字5篇

该书主要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孕育、诞生以及中共一大、二大和四大在上海召开全过程的历史，可以让大家收获多多。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伟大的开端》读后感，以供大家参考，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伟大的开端》读后感(一)

中国共产党2113在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孕育和诞生不是偶5261然的，这既是国际共产主义4102运动的潮流，更是中1653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革命的客观需要。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而上海作为近代中国最发达的工商业城市，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具备了中共产生所需的一切主客观条件。

上海是中国近代工业发祥地和工人阶级的集中地

1840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用枪炮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各国资本主义势力从此接踵而至，向中国倾销商品，掠夺资源。上海是不平等条约下最早的通商口岸之一，也成了近代中国工业的发祥地。早在19世纪60年代，外国资本家和清朝官僚就在上海开厂，产生了我国最早一代产业工人。19世纪末，我国民族资本家开始在上海办厂，也出现了一批产业工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西方列强放松了对我国的经济侵略，上海的民族工业得到较快发展，到1919年工厂增至1759个，资本增至5亿元，上海成为中国大工业中心。上海也是全国工人人数最多的城市，而且集中程度很高，1920年的数据显示上海20多万产业工人中，在500人以上的大厂做工的有15万人，上海已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大本营。

中外企业中的工人劳动与生活状况是十分悲惨的，他们每天工作一般在12小时左右，有的长达16小时，许多纱厂不许因吃饭而停车，工人只能一边劳动一边吃饭，工资又极低。工人除了受中外资本家剥削外，还受工头的剥削。工厂主和监工、工头在车间视工人如牛马，任意打骂，工人成了“会说话的工具”，毫无政治权利。

在残酷的剥削与压迫下，上海工人进行过多次自发的罢工斗争。1859年上海码头工人为反对西方海盗掠夺华工，揭开了上海工人斗争的第一页。据统计从1879年到1894年，上海工人罢工次数为9次，1895年到1913年为70多次，1914年到1919年为85次，次数增多，规模也扩大。当然这些罢工多数以经济要求为主。

在十月革命影响下，1919年5月4日，中国爆发了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6月5日，上海日商纱厂5000多工人首先罢工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行动，罢工迅速波及中外企业和各业工人。上海工人的罢工，迅速促成了上海罢课、罢工、罢市的“三罢”局面。工人阶级第一次以英雄姿态举行政治大罢工，使中外反动派十分惊恐。上海工人阶级这一行动有力推动了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也推动了全国的“三罢”斗争。最终，北洋政府迫于工人阶级的力量释放被捕学生，免除亲日派官僚曹汝霖等人的职务，并宣布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取得胜利，中国工人阶级也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阶级基础。

《伟大的开端》读后感(二)

踏上征程，正式发言

慷慨受命，而行期紧迫，张太雷根本没有时间回常州老家与亲人告别，只能给妻子写了一封长达2000多字的家书。

信中说：“我立志要到外国去求一点高深学问，谋自己独立的生活。”这“高深学问”指的当然是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到苏俄去投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但张太雷知道正直善良的母亲和妻子最担心的是什么，认为从这个问题说起，她们会更加容易理解些，所以又说：“唯有求得高深的学问，既可以自己独立谋生，不要依靠他人，心境自然也就安定，又可以保持我清洁的身体、高尚的道德。不至于像那些做官的发财的人一样嫖赌娶妾做坏事。”在信的最后，张太雷还特别安慰妻子，“我们现离开是暂时的，是要想谋将来永远幸福。”

为了革命，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张太雷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征程。

伊尔库茨克位于东西伯利亚南部，曾经是沙皇时代流放政治犯的集散地。十月革命后，这里就成了远东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中心。

张太雷随维经斯基同行。

火车慢吞吞地沿着西伯利亚大铁道前行，尽管时值三月，西伯利亚依然为皑皑冰雪所覆盖。然而，在伊尔库茨克迎接他们的却是火一样的热情。在这里，张太雷见到了被共产国际执委会任命为远东书记处负责人的舒米亚茨基。高高的个子，头戴布琼尼式军帽，披一件骑兵长大衣，他紧紧拥抱着从中国归来的维经斯基和随维经斯基前来工作的张太雷，连声说：“欢迎你!欢迎你!”日后，这位老布尔什维克还将助推中国共产党登上共产国际舞台，这是后话。

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下分四个部：中国部、朝鲜部、日本部、蒙藏部。中国部的任务是解决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给中国共产党和俄共(布)提供情况，并向中国共产党传达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张太雷被任命为中国部书记，成为了第一个在共产国际参加工作的中国共产党人。

尽管正在修复战争创伤，并且实行了新的经济政策，但伊尔库茨克的生活还很贫困。不过，作为一个新的开端，张太雷根本就没有在乎所有的艰难困苦，而是把自己全部的精力投入到了工作中去。他不仅关注中国问题及有关的事务，而且还怀着极大的热情关注国际性的工作，力求扩大自己的工作领域，从中汲取更多的工作经验。

这是张太雷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期间最值得记载的一幕——

1921年5月4日，朝鲜共产党代表大会开幕式在伊尔库茨克举行。一位戴眼镜、梳分头的二十三岁中国小伙子，被选入大会主席团。他用流畅的英语，在开幕式上致祝词。他的第一句话，便非常清楚地表明了他的身份：“我很荣幸以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名义在大会上发言。”这位中国共产党中央代表就是张太雷。

这最值得记载的一幕，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登上共产国际的舞台。

《伟大的开端》读后感(三)

三位代表顺理成章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日期日益临近。

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亮相，成为了早期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最大的心愿。身在远东书记处的张太雷固然可以成为代表，但多争取几名参会代表名额岂不更能体现中国共产党的意志和决心?

俞秀松

派出俞秀松是顺理成章的，因为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和少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交错在莫斯科举行，俞秀松受少年共产国际的邀请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委托，将赴莫斯科出席少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俞秀松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首任书记，也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发起人之一。1921年3月29日，受上海共产党组织派遣，俞秀松坐火车离开上海前往北京，在北京短暂的停留后，转车抵奉天(沈阳)、到长春、去到哈尔滨，住进了中华客栈，等待接应出境。但是，出满洲里、经赤塔后，俞秀松并没有直接到莫斯科，而是先到了伊尔库茨克，他要在这里取得由共产国际全权代表舒米亚茨基签署的证明。因此，俞秀松在伊尔库茨克滞留了一些日子，然后去到莫斯科，住进德累斯顿旅馆，与张太雷同住一个房间。

派出杨明斋同样是合情合理的，因为杨明斋曾经长期在海参崴和西伯利亚地区打工，是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工人运动中的华工代表，十月革命前就加入了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此后，被派往中国，帮助中国共产党建党，在上海加入共产党早期组织，如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也是最恰当的人选。他紧随俞秀松到了伊尔库茨克，并向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汇报了中共建党及同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随后，前往莫斯科。

这三个人注定要成为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期间的风云人物，因为一场事关确立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舞台地位的考验正在等待着他们。

《伟大的开端》读后感(四)

1915年6月中旬，在东京驶往上海的一艘海轮的甲板上，一位身着灰色西服的中年男子，双手叉腰，英姿勃发。此人额头宽阔，头发微谢，浓眉大眼，宽鼻厚唇，他就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陈独秀。这是他第五次从日本回国，眺望波浪滔滔的大海，他心潮起伏，禁不住回想起了一波三折的人生经历。

19年前，陈独秀在安徽安庆老家考上秀才第一名，金榜题名引起小城轰动，诸多名门望族上门提亲，省府统领高将军也托媒上门。翌年冬季，他便与大其三岁的高家千金结为夫妻，生育了三儿一女。

陈独秀少年得志，颇负才名，却不安现状，向往新事物，成为康梁派的铁杆。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东渡日本留学，因在学校割人辫子，行为过激，被日本当局驱逐出境。归来后，他从康梁铁杆转变为反帝反清义士，在家乡成立了安徽爱国会，到处演说，练就了口若悬河的演讲技巧;同时，给上海《苏报》留日同学邹容投稿，接连发表热血文章，颇具影响。

陈独秀的频繁活动引起了清廷不安，安徽统领电令逮捕陈独秀等谋反人士，陈独秀听到消息后连夜逃往上海。听章士钊说《苏报》被查封，邹容被判刑后，他义愤填膺，满腔热血地与章士钊、苏曼殊一起创办了《国民日日报》，宣扬民主革命，发刊未久，风行一时。因言论过激，又被停刊，但这一时期的挥笔疾书令他的文字表达越发得到认可。

回到安徽芜湖，陈独秀创办了《安徽俗话报》，办得有声有色，因一则消息触怒英国领事馆，被勒令停刊。陈独秀不甘寂寞，接到章士钊信函，邀请他到上海参加反清暗杀团，他热情加盟，并参与策划清朝五大臣专车爆炸事件。

再次回到安徽，陈独秀效法岳飞“精忠报国”的精神，在芜湖关帝庙成立反清组织岳王会。于是，他“一肩行李，一把雨伞，足迹遍及江淮南北，到处物色革命同志”。1907年，被人告发，他又遭到安徽巡抚通缉，被迫离境，再次潜逃日本进入英语学校深造。

上次回国，他与在新式学堂读书的妻妹高君曼一见钟情，这一叛逆之举引起家乡震动，他俩干脆私奔西子湖畔同居，出访高朋，琴瑟互答，不亦乐乎。可是革命屡屡失败，他又不甘沉浸于风花雪月，陷入了苦闷与彷徨。

1911年10月10日，武昌一声炮响，敲响了清王朝封建统治的丧钟，吹响了共和国诞生的号角。翌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成立中华民国。陈独秀精神为之一振，受安徽都督邀请，返回安徽任都督秘书长，未料袁世凯窃取总统职位进行复辟。他随之又被通缉成为第一要犯，闻风逃往上海，军警却欲对他两子陈延年、陈乔年斩草除根，幸亏他俩也逃避乡间，幸免于难。

走投无路之时，他又接老友章士钊日本来信，邀去东京创办《甲寅》杂志，他惜别爱妻，欣然前往。他以独秀笔名发表《爱国心与知觉心》，其文观点鲜明，文笔严谨，反响热烈。

陈独秀站在甲板上，凭舷眺望东方，思念爱妻高君曼，归心似箭。他勒回思绪的野马，凝视海轮后圈圈波纹苦苦思索。

望着夕阳下如血的波涛，陈独秀猛然感悟到：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要革国人思想的命，须办杂志，唯有启蒙民智，激发群情，唤醒民魂，革命才能成功。

《伟大的开端》读后感(五)

回到上海三个月，即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了《青年杂志》(次年更名为《新青年》)，以此为阵地，发表了许多振聋发聩的文章，他自己也撰写热血文章，为此声名大震。这些思想解放的鲜活文字，犹如一道闪电，拉开了思想文化改造的新文化运动序幕。

新青年杂志

新文化运动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口号，举起了“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因而既是一场文学革命，又是一场思想革命。其主要内容：提倡民主，公开批判封建专制和伦理道德，要求平等自由，个性解放，主张建立民主共和国;提倡科学，反对尊孔复古思想和偶像崇拜，反对迷信鬼神，要求以理性科学判断一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和文言文，开展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

1917年初，陈独秀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他随之将如日中天的《新青年》杂志移至北京出版。陈独秀采取了同人轮流编辑的新体制，邀请了李大钊、胡适、刘半农、钱玄同、鲁迅等名家加入到编辑部，发表了大量惊世骇俗的作品，声势壮阔，如黄钟大吕，响彻中华大地。正是陈独秀和蔡元培等人的共同发力，使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发源地。

这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首推陈独秀，还有李大钊、鲁迅和胡适等名士，陈独秀可谓是思想界、知识界升起的一颗最耀眼的明星。

新文化运动在全国各地迅猛扩展，极大地激发起了全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激情。面对纷至沓来的各种社会主义新思潮，陈独秀通宵达旦地阅读了大量书籍，经过比较鉴别，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即1918年12月，陈独秀又与李大钊等人创办了《每周评论》，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这是继《新青年》之后，指导新文化运动的又一面旗帜。陈独秀发表了《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认识到十月革命是“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

在内忧外患的情势下，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受过良好教育、具有激进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上下求索，以倡导新文化运动为契机，为中国打开了救国救民之门。

新文化运动从深处震撼了中国民众的心理结构，唤起了国人，尤其是知识青年的觉醒，起到了震古烁今的思想解放作用。它不仅为新思想的传播开辟了道路，同时推动了自然科学事业的发展，而且为五四运动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