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伟大的开端》读后感范文5篇

在《伟大的开端》这本书里，文章史料丰富，能让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共产党诞生在上海的历史。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伟大的开端》读后感，以供大家参考，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伟大的开端》读后感(一)

中国共产党一2113大刚开始是在上海举行的。1921年52617月23日至30日在上海市区黄陂4102南路374号(原法租1653界望志路树德里106号)秘密召开，各地的7个共产主义小组派出了12名代表出席，他们代表了全国的53名共产党员，这些代表是：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广州代表陈公博;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旅日代表周佛海，此外包惠僧受陈独秀派遣也参加了会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柯尔斯基列席了会议。

7月30日，会议遭受法租界巡捕房的侵扰。首先闯入会场的叫程子卿，他是黄金荣的把兄弟，利用这层关系进入巡捕房，任华人探长。原来马林由莫斯科途经欧洲来华，曾在维也纳被警察局拘捕，虽经营救获释，但其行动一直作为“赤色分子”被严密监视。具有丰富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警觉地说这人一定是“包打听”，建议立即停会，大家分头离开。 果然，十几分钟后两辆警车包围了一大会址，法籍警官亲自带人进入室内询问搜查，没有找到多少证据，威胁警告一番后撤走了。这次冲击虽然没有带来重大损失，毕竟一大不能再在原址进行了。转移出来的一大代表当晚集中于李达寓所商讨，大家一致认为会议不能在上海举行了，有人提议到杭州开会，又有的提出杭州过于繁华，容易暴露目标。当时在场的李达夫人王会悟提出：不如到我的家乡嘉兴南湖开会，离上海很近，又易于隐蔽。大家都赞成，觉得这个安排很妥当。 第二天清晨，代表们分两批乘火车前往嘉兴。两位国际代表目标太大，李汉俊、陈公博也因经历一场虚惊，都未去嘉兴。10时左右，代表们先后到达嘉兴车站，在鸳湖旅馆稍事休息后，登上事先租好的南湖画舫。 这是一个阴天，下起了蒙蒙细雨，游人渐渐离去，秀丽的南湖显得格外清静优雅。11时许，一大会议在缓缓划行的画舫上开始了。 南湖会议继续着上海30日未能进行的议题，先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这份15条约700字的简短纲领，确定了党的名称、奋斗目标、基本政策、提出了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和中央机构等组织制度，兼有党纲和党章的内容，是党的第一个正式文献。 接着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对今后党的工作作出安排部署，鉴于党的力量还弱小，决定以主要精力建立工会组织，指导工人运动和做好宣传工作，并要求与其他政党关系上保持独立政策，强调与第三国际建立紧密关系。 下午5时，天气转晴，湖面上一艘汽艇向画舫急驰而来。大家因有上海的经历而提高了警惕，立即藏起文件，桌上摆出麻将牌，装扮成游客。后来打听到这是当地士绅的私人游艇，大家才松了一口气，会议仍继续进行。 最后，一大选举中央领导机构，代表们认为目前党员人数少、地方组织尚不健全，暂不成立中央委员会，先建立三人组成的中央局，并选举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党的第一个中央机关由此产生。会议在齐呼“第三国际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声中闭幕。 一大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犹如一轮红日在东方冉冉升起，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程。这是近代中国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伟大的开端》读后感(二)

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诞生在上海的法租界，诞生在碧波荡漾的南湖上，这就是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7月31日，代表们在南湖一只游船上召开了“一大”的最后一次会议。

上海一大会址和嘉兴南湖红船

1921年7月，毛泽东出席了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领导长沙、安源等地工人运动。

上海与嘉兴：梦想起航

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望志路106号这幢不起眼的石库门房子里，13位中国共产党人会聚在这里开启了开天辟地的伟大征程，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告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从此，在中国出现了一个完全崭新的、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和光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对中国历史的进程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中共一大会场

九十七年前的这一天，九十七年前的这个季节，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诞生在上海的法租界，诞生在碧波荡漾的南湖上。

1921年7月23日晚8点，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家里召开。参加大会的有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王烬美、邓恩铭、李汉俊、李达、刘仁静、张国焘、陈公博、周佛海，还有武汉小组的包惠僧(他是在广州与陈独秀商谈工作期间，受陈个人委派参加会议的)等13人，他们代表着全国53名党员。当时，对党的创立作出了重要贡献的李大钊、陈独秀因各在北京和广州，工作脱不开身，而没有出席大会。共产国际派马林(荷兰人)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俄国人)出席了会议。会上先由马林作报告，他讲了第三国际的使命和中国党的任务，建议中国党要特别注意工人的工作，接着拟定了会议日程，主要是制定党的纲领和实际工作计划，选举党的领导机构。

7月27日至29日，连续三次开会讨论党的纲领。7月30日，会议遭受法租界巡捕房的侵扰。首先闯入会场的叫程子卿，他是黄金荣(旧上海青帮头目，与杜月笙、张啸林并称上海滩“青帮三大亨”)的把兄弟，利用这层关系进入巡捕房，任华人探长。

果然，十几分钟后两辆警车包围了一大会址，法籍警官亲自带人进入室内询问搜查，没有找到多少证据，威胁警告一番后撤走了。

这次冲击虽然没有带来重大损失，毕竟一大不能再在原址进行了。转移出来的一大代表当晚集中于李达寓所商讨，大家一致认为会议不能在上海举行了，有人提议到杭州开会，又有的提出杭州过于繁华，容易暴露目标。当晚代表们商量，决定改换会议地点。恰好李达的夫人王会悟是浙江嘉兴人，因此决定第二天到离上海较近的嘉兴南湖去开会。

当时在场的李达夫人王会悟提出：不如到我的家乡嘉兴南湖开会，离上海很近，又易于隐蔽。大家都赞成，觉得这个安排很妥当。

第二天清晨，代表们分两批乘火车前往嘉兴。两位国际代表目标太大，李汉俊、陈公博也因经历一场虚惊，都未去嘉兴。

10时左右，代表们先后到达嘉兴车站，在鸳湖旅馆稍事休息后，登上事先租好的南湖画舫。

这是一个阴天，下起了蒙蒙细雨，游人渐渐离去，秀丽的南湖显得格外清静优雅。11时许，一大会议在缓缓划行的画舫上开始了。

7月31日，代表们在南湖一只游船上召开了“一大”的最后一次会议。在这次会上，通过了《党纲》(共15条)。《党纲》第一条明确规定：“我们的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第二条党的纲领包括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等方面的内容。大会确定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党的性质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大会还确定了党的工作中心是开展工人运动。

大会选举中央局作为全党的领导机构。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告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从此，在中国出现了一个完全崭新的、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和光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对中国历史的进程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伟大的开端》读后感(三)

1921年7月，上海望志路106号，共产主义小组代表们从四面八方走到这个红色起点，成立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

96年风雨历程，这个熠熠生辉的红色起点，为今天昭示了一颗初心、一种信仰。这值得我们一再追寻历史——为何是上海这座城市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这一历史选择究竟蕴含着怎样的必然性?这需要我们总是牢牢铭记——不忘初心，肩负使命砥砺前行。

南昌路100弄，这条上海小弄堂，在四周车水马龙的映衬下，静谧地诉说那段历史。97年前，这里诞生了中国大地上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

南昌路100弄2号，是《新青年》编辑部的旧址，也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建之地。1920年，陈独秀风尘仆仆来到这里。

五四运动中，陈独秀因散发传单被捕，遭囚禁近百日。此后，在李大钊护送下，他离开北京，辗转天津，由海路来到上海。

意属上海，是因为这座城市的底色是红色的。“中国共产党诞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代表着先进文化，工人阶级则代表着先进生产力，两者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胚胎里的红色基因。

当时出版印刷业的发达，使上海成为思想舆论传播的重镇，维新派、改良派、革命派……各类思想学说争相登场、展开论战。而随着陈独秀的南下，上海又迅速崛起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中心。

住在上海的李达、李汉俊、陈望道、施存统等留日归国学生，都热心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1920年4月，由陈望道翻译，陈独秀、李汉俊校译的《共产党宣言》，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出版。

《伟大的开端》读后感(四)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以往陈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思想基础，人们习惯于将眼光投向苏俄。

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章百家看来，这场变革来得更早。民国初年，中国掀起了近代政党政治的第一波浪潮。尤其是辛亥革命，催生了一批新事物，为即将到来的中国社会变革准备了物质、思想和人才基础，最重要的是，孕育了一批年轻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们在积贫积弱的中国，为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探求种.种出路。

李大钊是其中之一。从信奉改良主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到加入新文化运动阵营，李大钊的思想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逐渐演变。章百家说，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此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陡然加速，其影响迅速扩大，北京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

在上海，马克思主义学说传入更早。出版印刷业的发达，使上海成为思想舆论传播的重镇。“一部望平街的历史，便是现代中国报业史”，维新派、改良派、革命派……各类思想学说争相登场、展开论战。据上海历史学会会长熊月之的描述，1898年，广学会出版的《泰西民法志》就述及马恩学说，1899年，《万国公报》发表《大同学》，述及欧洲社会主义流派与马克思学说。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最早的传播记录。随着陈独秀的南下，上海迅速崛起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中心。住在上海的李达、李汉俊、陈望道、施存统等留日归国学生，都热心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1920年4月，由陈望道翻译，陈独秀、李汉俊校译的《共产党宣言》，以“社会主义研究社”名义出版。

新型知识分子聚集和社会阶级结构变化，在章百家看来，是现代意义政党出现的两个要素。“民族资产阶级的兴起、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社会团体的勃兴，市民阶层的发展等，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是能够发生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_的一个重要条件。”

五四运动后，陈独秀曾反省，“北方文化运动，其最可痛心，为北京市民之不能醒觉”，“仅有学界运动，其力实嫌薄弱”。上海的反应不同，五四运动发生几天后，工人、市民纷纷响应，掀起罢工。

上世纪20年代，此时距上海开埠已过去将近80年，上海城市体量庞大，工业产值通常占全国60%以上，金融占到80%左右，这不仅意味着上海这座城市资本聚集，更意味着它有大量的产业工人和市民阶层。据1919年统计，上海工人总数达513768人，其中产业工人181485人，约占全国工人总数的四分之一。严重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锻炼了上海工人阶级很强的反抗性，而近代企业的集中生产，又培养了上海工人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邓小平说过:“上海工人阶级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带头羊”。齐卫平等人在 《中国共产党创建与上海》一书中写道，“上海近代工业发展中地位决定了它是新社会力量的集中之地，上海工人阶级居多以及工人运动的开展，形成了思想动员和组织建构的需要”。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活动中，就有一些知识分子将视线转向工人阶级的力量发动上。

当时代表第三国际来上海的维经斯基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说，上海是中国共产主义出版事业的主要中心。受俄共(布)派遣来华的刘江也说，上海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者的活动中心，那里可以公开从事宣传活动。那里有许多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出版300多种出版物，都带有社会主义色彩。

陈独秀到上海后，有意识从发动知识分子转到针对工人开展宣传，李汉俊等人深入到工人中去宣传，他们先后发动成立了上海机器工会、上海印刷工会等，努力与工人打成一片。以新型知识分子为桥梁，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了起来。

《伟大的开端》读后感(五)

车水马龙的淮海路背后，南昌路100弄这条安静的小弄堂，晒着的衣服、停着的自行车，还有门房边自在生长的几盆花草，无不透出一股市井生活气息。这里曾是卧虎藏龙的环龙路渔阳里。100弄2号《新青年》编辑部旧址亦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建之地，此时黑色木门紧闭。站在门前，依稀能想象到，96年前，一位拎着箱子的中年男子风尘仆仆来到这里。他就是陈独秀。

五四运动中，陈独秀因散发传单被捕，被囚禁近百日。为免受军阀政府迫害，在李大钊护送下，他乘骡车辗转天津，由海路赶到上海。

为何意属上海?因为当时的上海“一市三治”，处于中国政权控制的边缘地带。租界事实上成为“国中之国”，无论清政府、北洋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都无法对租界实施直接的管辖权。熊月之将其称为城市管理中“一道特殊的缝隙”，“这道缝隙很小，但作用很大，影响很大”。

持不同政见者对此向来十分清楚。康有为遭清政府通缉，是在租界庇护下逃亡香港的;章太炎、邹容鼓吹推翻清政府，租界自行审理不予引渡，也只判了两三年。民国初年，不承认民国政权的前清遗老，也是在租界里拖着长辫子反对共和。

“只要不直接触动殖民主义者的利益，租界当局大体上采取不加管制的态度，对持不同政见者多予优容。”市委党史研究室吴海勇说。

上海五洋杂处的社会格局、包容开放的文化氛围，也与这道“缝隙”有关。从上海市档案馆馆藏资料可以看到，这座城市已经颇具现代感，大量餐厅、酒楼、报馆、公共花园，形成了许多市民参与的公共空间。最具代表性的是张园，这座“海上第一名园”曾吸引过孙中山、蔡元培、秋瑾、宋教仁等在此慷慨演说，在清末民初的上海扮演着“公共空间”的重要角色。张园虽在1918年改建成石库门房子，但这种公众参与、思想交汇的城市基因却保留了下来。

在陈独秀居住的老渔阳里那个由8幢小楼组成的“小区”里，就曾先后住过同盟会元老陈其美，民权人士杨杏佛，国民党元老叶楚伧，这也只有在租界才会有如此奇特的“气场”。

“在上海建党有最合适的土壤。”在吴海勇看来，北京的自由空间大抵局限在北京大学的“象牙塔”中。

在上海的这道“缝隙”中，陈独秀畅所欲言。他在上海将《新青年》逐步改造成宣传社会主义的喉舌，并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创建无产阶级政党的社会活动中。

事实也印证了这种“缝隙”的判断。陈独秀在1921年10月、1922年8月，两次被法租界当局拘捕，理由都是宣传“过激主义”，经有关方面斡旋，分别罚洋100元、400元了事。第一次，他被关了22天，第二次被关了5天，出狱后照样在租界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