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读后感800字

今天无意中看到了一本叫《万历十五年》的书，真是感觉受益匪浅。好久没有这样的撼动过了。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万历十五年读后感，希望大家喜欢!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1

说句实话，很多人向我推荐这本“好书”，可我读起来味同嚼蜡，总算硬着头皮读完了，却不以为然。

我很敬佩黄仁宇的敬业精神，按照他讲的，教书之余，每日“走马观花”浏览了一遍133册的《明实录》，竟然用了2年半的时间。凭这份毅力，足使大陆的学者们惭愧了。只不过，掌握丰富的素材，未必有令人信服的成果。

读了整本书，我的唯一感受：全中国就那2万多官员和皇帝是活物，他们按照先哲的指示，决定着国家乃至民族的未来，其他的行尸走肉已经完全丧失了自主意识和现实影响力了——这绝不是象我这样一个接受马列毛史观的人说能接受的。

以前也读过一些西方人写的传记、史书，很明显黄的书是和他们一脉相承的。不论对一个人，还是一个国家，他们对自己所熟识的局部的兴趣远大于整体的兴趣;同时他们早早设好了一个完备的理论框架，框架里的各类概念、公理、定理都已按照他们自己的逻辑完成推定;对于“史实”及其驱动力，沿着这一套理论框架展开自证，并将主观的判断以貌似平和又毋庸置疑的口吻陈述。因此读他们的书，往往被他们牵着走进他们的思想迷宫，你要么全盘接受他们的思路，这样才能走出来;要么陷入这个迷宫，既不能接受作者，那么自己也将迷失——因为整本书的素材，其实都是作者根据自己的需要来甄选的。

当然，这一套方法并没有错，黄仁宇是很仁慈的。哪个专家，哪个政党，哪个政府，不是拿这套方法来让老百姓钻进自己的迷宫呢?走进去吧。按我指引给你的道路走，前面有温饱，有小康，有高级阶段，不要往旁边看，只是个别现象，卖淫嫖娼更是国际惯例。不想走，可以!你会下岗，会买不起房，会男盗女娼为社会所不容，都因为你没有按照我指引的道路走。入口有拿枪的警卫，你退出迷宫已没有机会。

可见一个成熟的历史观和方法论，还有一群与你同呼吸共命运的人，是读懂书的关键。

重回正题。读《万历十五年》，倒让我思考了中国儒家、法家、道家、佛家对中国人及中国社会的影响。

分析这四家的特点，很有意思。

儒家、法家是提倡入世的，道家、佛家是提倡出世的。

儒家求仁，并逐渐演化出性本善的出发点。法家的理论出发点则是“本恶”。因此儒家讲究自律自省，讲道德教化，用前两年党中央的口号：以德治国，更具体化为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

法家则承认人类的阴暗面，而人类的阴暗面一旦温度、湿度合适，就会发芽，会一发而不可收拾。因此法家讲纪律，讲制约。

道家很有意思，他是修今生的，修长生不老，他只在乎自身，几乎不讲组织，不思考全人类。这也是为啥中国的道家，始终没有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道教”。

佛家不修今生修来生，今生就是受苦赎罪的。但大乘佛法讲普渡众生，他思考人类，也努力“拯救人类”。(能不能拯救另说。如果说拯救就拯救，我们现在不是在极乐世界，就是在共产主义了)因此佛家成为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宗教，尽管在其发源地已经式微，但在中日和东南亚的影响力极大。

从个人修为的角度考虑：

法家几乎是不必考虑的。他既然承认人的罪恶，并寄希望于律法，自身修为自然是多此一举了。

儒家讲究自修，所谓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这属于理论和方法都具备了。

道家不讲道德，讲的是天人合一，这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和方法，因此他往往成为儒生被现实所迫后的无奈选择。

佛家讲四谛，将业力，上辈子的事情，你既然无法改变，便只有接受，并诚心改过。

从国家治理的角度考虑：

法家讲律法，这是精髓。但是，绝不可以公开提倡法的精神。既然人人有恶，是天性或是现实造成的，那么造反就有理!

儒家讲修身然后齐家而治国平天下，而且要效法先圣。这是很高尚但又很幼稚的想法，看看美帝、法帝以及野蛮民族的所作所为，就知道有的人是很无耻的。一个人可能可以自律，可能可以管住自己的家人，但他仅仅靠道德就能教化千里之外的人?这是被蛇咬死的农夫的愚蠢。

道家在这方面也是缺失的。看看老百姓心中的天庭，玉皇大帝连自己的女儿的管不好，就别说管天国了。

佛家也很有趣。他不讲究治国，他讲究的是终生平等，这点必然是为统治阶级不能接受的。但是他的前提很好，即你这辈子的苦，是你上辈子作的孽。因此佛家京城成为麻痹人民的思想基础。

回过头来，我们就发现，中国几百年来，修身的根本是什么?治国的根本是什么?

修身的目的不同，有人出世，有人入世。但可以肯定的是，出世的人，必是儒或法。但凡信道、信佛的出世人，不是假的。只有心灰意冷的入世人，没有风月场上的出世人。

治国就有意思了。没有任何一家的理论是适合治理一个国家的，只有阳奉阴违了，外儒内法，外佛内法都是不错的选择，但外儒内法无疑更完善。过于强调儒法治国，必然柔弱以亡，宋、明都亡于此;过于强调以法治国，必然道德沦丧，亢奋而亡——我们已经看到了英帝的衰败，也将很快看到美帝因此而败。

这也是中国为什么在过去2000年整体上领先于世界的原因。只可惜，宋明两朝，都有所偏颇，倾向于儒生治国，特点就是法古德治，因此被蛇咬是必然的事情。元、清两朝就不说了，野蛮民族统治文明之邦，本身就是个悲剧，是对人类历史的羞辱。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2

统治我们这个庞大帝国(明朝)，专靠严刑峻法是不可能的，其秘诀在于运用伦理道德的力量使卑下者服从尊上，女人听男人的吩咐，而未受教育的愚民则以读书识字的人作为楷模。而这一切都需要朝廷以自身的行动为天下作出表率。[1]所以在当时，皇帝和他的大臣，经常以庄严美观的形式举行各式各样的礼仪。在这些仪式中，皇帝的许多行为都具有象征意义。而其他人都相信这种象征，决心以行动来使其成为现实。

作为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万历也曾经在其两位母亲和首辅张居正的影响下立志励精图治，即使他已经厌倦了那些重复的事件和不变的礼仪，他仍然强打精神参加这些仪式，努力去实现“礼”使人们建立对礼的信任。他接受文官们给他设立的规范，即使这些阻碍着他的个性自由发展。他很难离开皇宫，更不用说是微服出巡，甚至是御驾亲征，尽管他可能有军事才能。然而，在张居正死后不久的反张运动让万历见识到文官的“阴阳”两面：表面满口仁义道德，(当然也有一些确实坚持原则的官员，例如海瑞，但这毕竟是少数。)暗中为自己牟利。例如张居正，他满口节俭，但事实上他的生活极其奢侈。他拥有许多珠宝玩好和书画名迹，还蓄养了许多绝色佳人。这让万历感到伤心和愤怒。要知道，他虽然贵为九五之尊，但是却没有钱赏赐给宫女，只能记录在册，等到以后有钱之后再兑现。从此之后，他对道德失去了信心，也没有兴趣再参与那些仪式了，再做出实现“礼”的表率了，他的消极怠工也促使了人们尤其是官员把自己阴的一面表现出来，也就是更为猖獗。

以前一直以为传统社会的皇帝可以为所欲为，呼风唤雨。看过《万历十五年》才根本改变了我的看法，皇帝不过是整套制度系统当中的一个角色，并且受整套系统的压抑和控制。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3

万历十五年，是为公元1587年。开始读本书前，被它的书名所困惑，万历十五年有很多事发生吗?作者说中国那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可是放眼世界却是西欧历史上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万历年间的小事一方面继续体现着之前发生大事的症结，另一方面也与后来历史掀起的波澜颇有机缘。

作者先讲万历皇帝的事，有次皇帝未召集午朝，却有文武百官全体闻命而至的事，对于这颇带戏剧的事件，皇帝却把它置于朝廷体统的大问题中，深究干系人员，把罚俸的范围由礼部、鸿胪寺扩大到了全部在京供职的官员。从这样的事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看法，那就是传统是靠一套礼仪做撑柱的，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以人的意志所改变、所执行。正如作者书中所说，“朝廷上的政事千头万绪，而其要点则不出于礼仪和人事两项。仅以礼仪而言，它体现了尊卑等级并维护了国家体制。”冠礼、祭祀、“献俘’’、颁行年度日历、钦定书籍、分封赏赐，都无不例外渗透着中规中矩的礼仪人事思维。参加隆重礼仪，特别是冠“冕”时，冕上长方形布板前后两端各缀的12串珍珠会在皇帝眼前脑后晃动，这也正是提醒皇帝必须有端庄的仪态，不得轻浮造次。对于繁冗严苛的早朝，连皇帝都奢望偷懒免朝一两日，首先打破这一传统的是万历的叔祖正德皇帝，离宫数日数月或一年乃家常饭，深夜晚朝更是各种意想不到。后来的嘉靖中年后对礼仪失去兴趣，专于修坛炼丹。隆庆平庸，礼仪由大学士代理。1572年万历即位，早朝折中实行，一旬之中，逢三、六、九日早朝，其他日则不朝，而且仪式删繁就简。张居正父亲去世时张居正理当停职回原籍守制来符合“‘四书”中所说的父母三年之丧这一原则，但万历帝时年15，国家大事和御前教育仍然需要首辅不可缺少的辅助。可问题在于张居正怎么走，皇帝怎么留他?道义与法理不可避免地开始了冲撞。出于孝思，张提出了三次多的丁忧申请，而皇帝也以半恳请半命令地不予批准，他不能低头说话，即使要低头，也要体现出礼仪规范来。作者在书中是这样说的：“统治我们这个庞大帝国，专靠严刑峻法是不可能的，其秘诀在于运用伦理道德的力量使卑下者服从尊上，女人听男人的吩咐，而未受教育的愚民则以读书识字的人作为楷模。而这一切都需要朝廷以自身的行动为天下作出表率。”但皇帝的老师若不遵守三年的守丧原则，如何让天下小民心悦诚服?但插曲在于官员们怀疑张居正最后留下来的诚意，是哪一方的意志占主动地位?一场朝廷争端于是展开，又以绝对的皇帝威严所镇压。在这本书中，张居正的一生上演的其实是封建王朝的悲剧，只不过是由一个特定的历史人物来诠释的罢了。张居正生前死后截然不同的大众评价暴露了礼仪在大历史环境中的脆弱与荒诞。一场不能用悲喜来评价的政治闹剧，终究平填了万历年间没有大风波的政治岁月。

下来本书又详叙了首辅申时行——张居正继任者张四维的代理。借此，作者特别花费很多笔墨来写翰林院的讲师在首辅的主持下给皇帝及机要大臣讲学的情形，这种讲学也叫经筵，这种仪式性的活动更是充满了繁文缛节，但是讲官可以在不妨碍皇帝威严的条件下对皇帝作委婉言辞的必要规劝，皇帝在发表个人观点时若责问或指斥讲官则属于失礼。即使讲官讲辞令皇帝不快，也不能当场流露，只能在事后间接提出。执行任务时讲官所受的优礼乃是长期历史的产物。申时行就这样担负着皇帝就读和经筵的责任，感受并恪守着这项正德皇帝时都没废止的 “优礼”或者说是传统。无一特例，每一个中国古代历史人物都会被泡入历史的染缸里，困于礼仪构建的纲常中。作者不禁又说：“儒家经典的教条愈简单平淡，就愈要加强学习，接二连三地听来讲去，借此加强我们理智的主宰”。我们会提出疑问，难道一个熟读经史，文笔华美，就具备在御前为皇帝做顾问的条件?难道学术上造诣深厚，就能成为大政治家?后来的大学士申时行对此早已理解了其中的精微奥妙，作者说的很好，一语道破，那便是“因为我们的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

除了写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本书划拨笔墨分别给予模范官僚——海瑞，孤独将领——戚继光，自相冲突哲学家——李贽，书中所写皆为暴露中国传统的弱点为主。作者在书末留编外文一篇《<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这样强调：“中国以道德代替法律，我已经批评的很透彻。西方人士以为西方的法律即是道德的根源，这种误解，也待指摘。……大历史的观点，亦即是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至于道德将放在什么地方，这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生命的真意义，要在历史上获得，而历史的规律性，有时在短时间尚不能看清，而须要在长时间内大开眼界，才看出来。把几年，几百年的基点退后再摄入大历史的轮廓，才能看清历史，这便是大历史的眼光来看历史风貌吧。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4

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是一部非常好的人文作品，我也不是第一次读了。可是正如其他好书一样，每次读都会有收获。这次我联系他的另一部作品《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来读，发现一些有趣的问题以及自己的一些愚见。

中国历史的问题中最受争议也被很多人斥为伪问题的是，倘若没有鸦片战争和西方工业革命中国会不会自动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

我的答案是尽管进程会很慢，中国很可能仍然会走向商业化的社会而不是维持农耕文明。

原因是：人口压力。

讨论历史上的社会民族变迁很容易陷入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即究竟是文化的影响为主还是地理的影响为主，还是其二者混合的影响等等等等。。但是无论还是有一个比较量化的而且也是前提性的原因是比较少争议的，那就是人口压力。

两千年来中国经济中心逐渐南迁，从河洛到苏杭，这个其实应该是结果，原因是人口的逐渐南迁，以前瘴疠之地的湖南，福建，广东，因为北方土地几千年的耕作和人口繁衍而负担不起那么多的人口，到明清已经是帝国的重要省份了。倘若没有外敌的入侵，继续多出来的人口无处吃饭，而科技的水平又不能飞速的发展，必定导致往外洋移民。因为倘若科技水平进步跟不上人口增长速度人口则空间扩张。

当然，这个过程绝对是残酷的。宗中国土地的历代帝国 ，其运行的纲领都是保护落后经济 扼杀商业苗头，维持均衡。其最重要的原因是持续的人口压力，故而百姓只要能温饱就可以了，其他一概免谈。这也是儒家思想为什么需要被封为至高标准，崇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否则，在低技术条件下，无法靠极端低效率的法律程序来管理社会。可是当帝国最边缘的省份也人口辐轴的时候，因经济破产而不但爆发的全面战争，会迫使沿海的居民不断移居海外，而中央政权也将没有能力进行约束。华夏民族会因为生活所迫而象现在一样在泛太平洋地区扎根，从而逐渐形成一个稳定贸易圈。

那么这个结论跟现在事实上的中国有何关系呢，结论是，发展科学技术以缓和人口增长带来的压力，是中国最重要的事情。因为现在地球已经太小了。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5

最近我把《万历十五年》重看了一遍，当然还没看完。我就看了三章，可是这三章让我明白许多，也让我明白了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里极力想说的观点。

1.道德与法律的位置，也就是儒与法的位置。自从秦朝因重法而灭亡后，自西汉以来，各朝都开始任用儒生。但是治国不能光靠儒家的道德观念，还是需要法家的，于是明儒暗法这一治国之道诞生了。但是一直以来儒都是高于法的，也就是说道德是高于法律的。这一点到了明朝最为显著。明朝的官员遇到法律所不能包括的案件时，是在用道德观念来判定对错，而明朝的道德观念是被朱熹的四书概括的。海瑞的斟酌标准里就非常强有力地表现出这一点：

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

这样就算有一些事依靠道德观得以解决，可是法律上的漏洞一味去用道德观填补，没准有一些没有道德观的官员回去钻法律漏洞，以图私利。但是如果让法律高于一切，就会造成像秦朝的短亡。更何况，无论制定法律的人想得多么面面俱到，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法律肯定会有漏洞，这个时候又没有道德观，社会将会更加腐败。只有让法律和道德齐头并进，社会才会和谐。可是自秦朝以来，各朝统治者怕蹈秦之覆辙，所以致使儒生目空一切。

2.文官集团的弊端。由于天下所有的事情不可能都让皇帝过目，所以各朝统治者创建了文官集团，就是为了解决问题，可是久而久之，统治者们发现问题本身就是文官集团。但是这个时候要改是不可能的了，因为文官集团这个制度已被天下有学之士所接纳，如果彻底改变，天下人都会说统治者无道，局部改变又无济于事。文官集团的问题出现在哪里呢?科举制度。

如果想入朝为官、名扬天下，这缺不了祖父的生财致富、父母的辛苦养育、妻子的贤淑达惠、老师的辛勤培养、朋友的鼓励加油、考官的欣赏录取、上级的提拔教导等等等等，所以说一个人当官之后都要回报这些人，可是明朝官员的俸禄仅够温饱，与实际脱节，就算俸禄可以维持小康，但是不够回报帮助他的人。所以要收常例，有良心的人就收一点，没良心的就会造成苛政。这全看当政的人的品行。所以张居正想改革，最后措施全部作废;申时行和稀泥，最后虽然使明帝国苟且残喘，可还是阻止不了帝国的衰亡。

如果真的想改变这一状况，还是需要林达所提出的“平衡与制约”。

当然，《万历十五年》里对封建社会制度的看法远不止这两条，还有许多的侧面描写和一笔带过的东西，如：重文轻武的利与弊，愤青的不顾全局等等等等。这里我就不多说了，如果想全面了解，就去看一下《万历十五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