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读后感范文汇总
《万历十五年》是一本改变了人们历史观念的书，它的大历史观使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该书是黄仁宇先生的成名之作，三十年呕心力作。接下来小编为大家整理了5篇万历十五年读后感，欢迎大家阅读!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1
《万历十五年》很有名，我也已经读过好几遍了。近来再重读一遍，又有了一些新的感受。
中国古代政治的最鲜明特点是观念治国。 早在国人历史早期，古人便凭借想象将世界和自身进行描述和理解。这倒也不稀奇，几乎所有文明的早期都有这个特点。但将想象充分赋予到政治中的，中国却是为数不多的。最好的例子是周公旦分封诸侯国。周公同几乎所有的古人一样，不能科学地理解天下的构成;他同时认为周王贵为天子，万民理应万世顺从，但后来的事实表明，并非如此。周朝人力图使政治体制顺应自然，但由于知识的局限，实际是让自然顺应了他们的意志，这便造成了政府行为自上而下的惯例，而中国人的性格在周朝初年最终形成，后世之人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这一观念，改都改不了。
再到后来，观念由对天的感性过渡到对儒家思想的理性。历朝历代的首要任务与其说是治国，莫不如说是对儒家思想的推广和执行;皇帝及中央政府的最重要责任与其说是推布政令，莫不如说是身先士卒，践行儒家礼仪，与万民做表率。至此，儒家思想也可以称之为儒教了。
造成这一现象的是中国的自然环境和政治传统。中国地域太大，自古而然，技术发展的限制迫使从周公起的统治者以观念规划全国，形成一套独有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的特点是上端细致入微，下端粗糙肥大。上端的统治者一是看不清下端复杂多变的实情，二是实在没有能力去处理数以千万计的分散在各地的小自耕农集团。为了统治的便利，只有靠观念，即后来的儒家道德。这种道德一来可以统一文官观念，让他们即使分散在各地，与中央隔绝，也能力解当地的疑难;二来可以规范百姓，使他们各自安分守己，少为国家制造麻烦。道德的产生是因技术的无奈，而实战的结果表明，道德的力量远远超过行政和司法，这就是我们反复强调“以德治国”的原因。
这种德治方式在起初是有利的，最有力的证据就是秦汉、隋唐创造的盛世王朝。然而时代在发展，我们永远也找不到放诸四海而皆准道理，永远也找不到一劳永逸的创造。这种制度的优越性到了明清时期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中国在历史的坐标系中开始走下坡路，这也许就是黄仁宇先生创作《万历十五年》的缘故。 《万历十五年》并非只写万历十五年这一年的故事，也并非只写万历年间的故事，他写的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优越的终结，是对“以德治国”的深刻剖析。取名“万历十五年”也许只是个象征，也许只是因为音韵的和谐。
中国古代德治政治的优越性结束了，形式也结束了，但它的流毒却远未终结。儒教的本本没有多少人再学习了，儒教的精华没有多少人再记得了，但儒教的糟粕却深 深扎根在现代人的心灵深处，因为中国处于封建社会几千年，而进入现代社会还不到一百年。这种扎根的结果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人的劣根性，这就是现代中国人还存在的诸多毛病。即便是年轻人，任你穿的很“哈韩”，吃的很“欧美”，唱的很“港台”，但骨子仍未脱离中国人的“奴性”以及其他任何“恶劣性”!儒教讲究“仁”，二“人”即为“仁”，中国人是研究人的人，最擅长“玩人”、“治人”、“整人”，因而任何朝代的任何一级组织的任何一次改革与反改革、革命与反革命，始终绕不开人事的问题，最终的落脚点都是对人的整肃。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2
《万历十五年》薄薄的一本，语言也不艰深，读起来不吃力，外行也能读。这是这本书能成为大众读物的重要原因。
最早是从高中语文书中知道黄仁宇这个名字的，因为语文书中有一篇课文《孔孟》是黄仁宇写的。在那篇课文中，黄仁宇对比了孔子的轻松愉快和孟子的凡事紧张，探究这种不同背后的社会历史原因。他认为，这两位哲人不同的主张除了性格不同之外，深层的原因是他们所处的社会氛围不同：孔子生活于春秋中后期，各国之间的战争尚存贵族气质，尚受“礼”的制约，比如不搞偷袭，下战书，三鼓而动，不追溃兵等，虽然这制约力快要绷不住了。但战事的本身，却不足以造成社会的全面性动荡。所以孔子对于“克己复礼”尚存希望，还能憧憬着“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踏青野餐。孟子呢，生活在战国时代，战争已经完全抛弃了贵族之礼的制约，全面进入血腥野蛮的大屠杀时代，各种手段无所不用，目的只有一个：灭国。在这样的时代中，孟子的张扬个性、革命激情就相得益彰了。在这篇文章中，黄仁宇用一个历史学家的眼光来分析哲学风格流变的问题，很有说服力。
那时就听老师说黄仁宇有一本《万历十五年》，但我的高中既没有、也不允许读课外书。现在终于还愿了，耶!
先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书名叫“万历十五年”呢?书中开宗明义：“公元1587年，丁亥年，属猪。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并无大事可叙”，是普通平淡的一年。然而，“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是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当年，当年，在我国的朝廷上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易于忽略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起来是细节末端，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因果关系，恰为历史的重点。”
黄仁宇依据他的“大历史观”来写这本书，“大历史观”强调背景和事件发生的众多原因的联系，一个历史事件的出现，是经历无数先决条件量变到质变的变化过程。我们一般人也都知道事件发生是诸多原因积累的结果，但却无法去剖析，给出令人满意的认识方法。黄仁宇先生运用高超的逻辑技巧，用他独特的研究技巧和方法，为我们展示一个恍然大悟的必然结果是如何产生的。这一方法尤其在他的《万历十五年》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万历十五年》共有7章，每一章讲述一个人物的故事，万历皇帝、首辅申时行、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每一个故事都指向共同的主题，一个令人沮丧的主题——批判已陷入僵化的文官制度。在黄仁宇看来，以科举制度、儒家理念为基础的文官制度经过千年的生长，已陷入末流之弊，变得僵化、窒息而又根深蒂固，不可撼动，正是文官制度，让官员们把脑力、精力都内耗在了人际关系的盘算中，让他们陷在“宫斗”“党争”的泥沼里，看不见世界局势的变化和国家边疆的危机。文官制度，让本来早熟早慧、心怀理想的万历皇帝变成了“活着的祖宗”;让首辅申时行一辈子中庸无为;让张居正雷厉风行的改革半途夭折;让戚继光失去了改革军队、巩固国防的机会;让李贽在鄙弃传统又找不到新出路的困境中痛苦、绝望，自杀。
这种制度让各种力量都胶着、钳制、无法脱身。让我想到周星驰的电影《功夫》里的一个镜头：包租婆、包租公、火云邪神三个人彼此钳制，动弹不得。
那这种文官制度可以被打破或被革命吗?黄仁宇没有回答。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回答了这个问题：不可能。中国社会无法从内部生长出革命力量来。如果没有西方人打破国门，强行输入异种文化元素，中国的传统社会及其文官制度将一直延续下去，再过很多个世纪。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3
最初对这个书感兴趣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作者黄仁宇的传奇人生，我是赞同人生要有不同体验的。所以一个当过军人的学者，一个颠沛流离远走异国的历史学家，这本身对我就是有吸引力的;二是因为评论说这个书和我们以往看待历史的视角不一样啦，研究的很深入啦什么的。能从和我不一样的角度看问题，这一点也是很吸引我的。
我对这个书最大的感受，还是从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中看到的，吴晓波说，只有通过细节式的历史素描，才可能让时空还原到它应有的错综复杂和莫测之中，让人的智慧光芒和美丽，以及他的自私愚昧和错误，被日后的人们认真地记录和阅读。(说实话，我认为对于离我们远的历史，我们需要更多的细节，因为抽离和宏观天然就多。但是对于激荡三十年这样的书，仅仅才过去三十多年，当事人都还在，这种时候细节就显的不是很重要，而超越时间和空间的视野和宏观上对历史规律的把握才是最难得的。在这一点上我有些苛求了)
黄仁宇对于历史细节的把握源于他对历史第一手资料的潜心研究，这种态度在现在浮躁的年代越来越少了，虽然我们并不是一代人。这个书语言平实生动，并没有晦涩之处，所以一般人都看的明白。但是其中所表现的逻辑却不像他的语言那么简单。我读历史也不算少了，但是我对这个书最多明白了六成。如何去认识历史，怎么去认识历史，这个东西我现在也还不知道，但黄仁宇给了我们不一样的感觉，让我们觉得这样也可以啊。我觉得这个书是扎实的，也是有趣的。
三国演义的第一句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从此定下了三国的基调。万历十五年的开头，也定了这本书的基调，就是大风起于青萍之末。这种从事情的微小发端，从而进一步能预见到后来的演变，这就是读史明智的缘由，这也是基于对长期历史演变的深刻理解而提炼出的历史性规律认识。读历史的确是明智啊。
万历当皇帝其实挺失败的，想做的事情一件没做成，不想做的事情却得天天做。随着年龄的增长当皇帝的日子久了，增加的也仅仅是不做不想做的事，想做的依然做不了。这也是因为当时的政治气候决定的，文人集团过于势大，程朱理学深入人心，那个时候什么最大，不是皇帝，是礼法是制度，任何人都逾越不得。
张居正有多优秀自不待言，但是生前如此风光，死后却如此萧索，这其中到底是为什么呢，我得不出可以一句话总结的原因。但是我想到了俾斯麦，他在位时纵横捭阖合纵连横，让德意志始终处于最主动的外交地位。但他一退休，他的那套体系土崩瓦解，德国从此走上了另一条道路，由此导致了一战。这么优秀的人，为什么不能建立一套长久的体制和政策或者在政治体制中找到合适的接班人呢，总是政治过渡的这么不顺畅。以儒家的观点就是没有以德服人，还是不够优秀的。
反观申时行，不似张居正那般锋芒毕露一手遮天，但申时行是懂得进退为人为官之道的。他们最大的差别不在能力上，在为人之道上。我其实最佩服的是汾阳王郭子仪了，那是几千年中国历史人物的典范啊。
还有两个人的对比很有意思，就是海瑞和戚继光，虽然他们是一文一武毫无关联。我想对比的其实是海瑞的不合实际和戚继光的实事求是。海瑞和社会政治现实格格不入，我们可以敬服海瑞的高洁，但我仍质疑海瑞的做法对社会有什么积极作用。而戚继光呢，在明朝军制如何落后的情况下，充分的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现实，从不做不可能做成事情，不空想做实事。明朝有此名将，军事上却难有进取，不得不说，中华历来被外地入侵都是内部不团结的时候。武将有好下场的比例比文臣少啊，看来还是得读书啊。
至于李贽，我没什么想说的，以前小时候看到李贽估计会说一些肤浅之言，但是这次看了之后，我却不敢说什么了，以后看了他的书或者有更深刻的了解再说吧。
这个书挺好的，以后有机会还要重读。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4
不同于断代史或大事记的传统历史写作手法，黄仁宇先生所著的《万历十五年》(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选取了明朝万历年间一个普通的年份进行了社会和人文层面的分析，诚如开篇所言：“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万历十五年……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然而隐藏在平静的社会生活后面，潜伏着明朝由盛转衰的必然趋势。
有鉴于唐朝藩镇制造成的动乱和宋朝管理的松懈，明朝实行严格的中央集权，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加强皇权甚至取消了丞相设置转而依靠原来仅为文学侍从的“大学士”作为统治中枢，组织机构的失衡日渐形成。文官的地位在明朝达到了历史的顶点，武将们出生入死、屡建奇功，但其社会影响，却未必抵得上一篇精彩的文章。明朝任用文官作为总督巡抚来指挥各级武官，在总督巡抚之下还有“兵备使”或“海防道”，名为监察，实际拥有调度攻防的权力，在军政方面，人事的任免以及补给、交通各项也统统由文官主持。这种军事组织，一方面打击了武官的积极性，更造成决策和军事行动的迟缓。在经济上明朝的财政、税收政策打击新兴的工商业，维持单一的农业经济;在文化上僵化科举制度，采用“八股取士”;而对外贸易上实行“海禁”，重回闭国锁关的政策。明朝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200万的军队，却根本组织不起有效的军事供给和作战能力，“土木之役”中一国之君竟被瓦刺俘虏，而后来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皇帝自缢景山，然后是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努尔哈赤率领清兵入关取而代之，留下了历史的遗憾。
中国封建社会在唐宋达到顶峰，明朝的皇帝从太祖朱元璋起未尝不是雄心壮志，延续一个强盛的帝国梦想。从家教和制度约束的角度来讲，明朝的皇帝也有可圈可点之处，如万历皇帝年青时一次与后宫歌女把酒言欢，慈圣太后得知后竟在宗庙祖先牌前痛哭流涕，自责未尽教导之职，并罚皇帝长跪，与朝臣商议差一点废了万历皇帝，虽贵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皇帝，但小日子也不好过。与其政治抱负不相称的是明朝单一、低效的国家管理机制。明朝强化封建的伦理道德和政治思想，万历年间的历史舞台上出现了一位封建社会模范官僚：海瑞，他的一席治国话语很有代表性：“两汉力田孝弟并科之意，隆礼相爱，惟上意向，唯民趋之，一归本业，力返真纯”，希望领导社会回复到历史上和理想中的单纯。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史发展的潮流，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滚滚向前，生产技术和经济文化在明朝快速发展，复杂的社会发展挑战着政治管理层的智慧，然而明朝的统治者未与时俱进，死守着封建传统的治国理念，单一、低效的官僚管理制度与经济发展的要求形成强烈的反差，虽然明朝经济发达，但当大敌当前竟无法组织有效的军事供给制度和作战战略。明朝的政治家们也未尝不在反思“土木之役”、正规军打不过倭寇此类现象的制度根源，张居正、戚继光等有识之士也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但终因触动既得利益者而遇到强大阻力而无力回天。传统史学家将明朝的灭亡与宋朝一样归于外族入侵这样的外部因素，然而《万历十五年》揭示的制度性缺陷说明明朝的衰败已是历史的必然，而这种衰败，也代表着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的中国大历史的转折点，而其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深远。
最后，黄仁宇先生《万历十五年》一书所思考和研究问题的方法也值得我们学习，一个朝代的兴衰，在一个“四海升平”的年份里找到了体制根源，从平凡的事件中看出事物发展的机理，从风平浪静中洞察涌动的暗流，这不是一种睿智吗?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5
在阅读黄仁宇先生《万历十五年》之前，首先对其为何选择万历十五年这个时间十分不解，尤其是知道他的英文版书名“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译为“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时。对此，在看完第一章后，便有了解答，“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当年，在我国的朝廷上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而就是这些在1587年前后被历史学家忽视的事件，让那之后的历史掀起了波澜，这些也是随后所发生历史大事件的症结所在。
本书一开章讲述的便是当时处于权利顶端的人物——万历皇帝，而写他出现最多的词汇便是“演戏”、“预习”等，十分具有讽刺意义，这位帝王8岁登极，“是一位熟悉各种礼仪的君主”，可以说也是一位符合以道德、礼仪所支撑的制度的君主。幼年时期他信任张居正、冯保，认真学习为君之道，是一位勤勉好学的君主;少年时期，开始希望摆脱束缚并独挡一面，而在其真正摆脱张居正、冯保阴影之时，又陡然发现自己仍无法自由，反而落入到另一个漩涡当中，而文官集团的泥沼比之前更胜。之后这个原本积极向上的君王便只能以最消极的态度去抵抗，这可以说是一位帝王的悲剧，他曾经也有抱负也曾勤勉，但在制度之下却无从反抗，最终成为在朝堂上的木偶，祭祀庆典中的演员，用一个词语概括这位君王的心情，应当是“无奈”，对这种制度的无奈。
在书中，还有一个人物十分重要，便是张居正，此人在第一章的万历皇帝中便占了很大的篇幅，并且在随后的全文中都时时出现他的影子，可以说是一个具有重要线索意义的历史人物。张居正此人让看者内心十分复杂，他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改革家，是中国历史上优秀的内阁首辅之一，明代最伟大的政治家。他前后扶持明神宗10年，实现一系列改革措施，收到一定成效，整饬朝纲，巩固国防，推行一条鞭法，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获生机。然而，在黄先生的笔下，张居正却不仅仅是一个平面人物，更是一个活生生的普通人，也拥有普通人的缺点。善于玩弄权术，对政敌心狠手辣，奢靡无度，在规劝帝王勤勉的同时又大量敛财，表里不一的性格使看者对其印象大打折扣。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即是在人生权力达到最高峰时猝然去世，如同闹剧一般，却任然将他的影响带向了他的身后，他的贡献、政策是实实在在的为当时的明帝国撑起了可以喘息的一角，而当这世间再无张居正时，这个庞大的帝国也只能一步步的走向灭亡。
文官集团是那个年代特色，也是使那个年代制度走向僵化的罪魁祸首，国家为解决问题而设立文官，但国家的最大问题也就是文官。面对明体制下文官集团的“阴”、“阳”两重性，即人性的私心贪欲和道德伦理，张居正所在的十年新政重点便定位在改变文官机构的作风，文官制度受各种环境之累，做事缺乏条理。张居正力图振作，要求过于严厉，以致抗拒横生。在他有生之日，他犹可利用权势压制，可一旦身故，便最终全面崩溃。万历皇帝显然是没有张居正式领导全局的能力，无法制衡文官集团的矛盾，他所采取的消极方式反抗立储问题，反而使矛盾更加不可调和。多少年来，文官制度已经深刻烙印在帝国的骨髓里，万历皇帝也许除了消极怠工，已经没有更好的解决方式了。
全书，著者对几个典型的历史人物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从侧面反应当时明王朝内部的烂创，制度的僵化已经无法阻止社会走向灭亡，道德是这个制度的中心，却也同时成为了这个制度致命的缺陷，一个以道德为主，法律为辅的国家，其崩溃的起点总是从内部开始的。黄老先生最后提出了“数字化管理方式”，如官员的绩效考核、军队的系统化管理等，以期解决这个历史的难题，然而我认为纯粹的数字化管理是不够的，我国复杂的社会背景和人文背景是无法单靠数字进行规整的，这样的方式能够借鉴却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只有在人类不断的前进过程中摸索与实践，充分剖析社会，才能找到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解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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