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简史的读后感

一篇文章，可以找出许多感点，但在一篇读后感里只能论述一个中心，切不可面面俱到，所以紧接着便是对这些众多的感点进行筛选比较。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中国哲学简史的读后感5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中国哲学简史的读后感1

在《中国哲学简史》一书中，冯友兰主要依据时间顺序将先秦至民国时期中国哲学各家理论进行梳理并加以略微解读。该书最大的特色在于结合中国的国情对中国哲学进行本土化分析，以及分不同时段及不同社会制度对中国哲学的差别化分析。

首先，其结合中国古代以“农”为中心的现实背景对中国哲学的总体趋向加以解释，以“农”的直觉为先的习惯解释中国哲学将直觉植入思想背景中的原由，以“农”的朴实性与自然的密切关联性解释人与自然同一的思想趋势的成因，以中国特殊的家族制度解释儒家伦理思想何以成为正统等。

其次，其基于一种分段研究的思维，分不同时间段对中国哲学进行具体的差别化研究。以道家为例，冯友兰认为道家起源于周朝封建解体制度伊始的隐者，其将道家思想主要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杨朱为代表的隐者，此阶段道家的目的是避世全生，基本观点是“为我”、“重物轻生”。第二个阶段以惠施、公孙龙之后的老子为代表，其主要观点是道无名，以及“反者动之道”的物极必反思想。其处世观亦意在全生避害，但由于物极必反，故强调欲刚则柔、无为、弃智。第三阶段以先秦时期的庄子为代表，其主要思想是顺乎自然本性能得到相对幸福，天人合一方能得到绝对幸福，强调物我同一。最后一个阶段则是南北朝时期的新道家(也称“玄学”)阶段，冯友兰将这个时期的道家分为主情派和主理派。主理派的代表是向秀和郭象，其思想主要体现在对《庄子》的注疏当中，其主要观点是道就是无，同时以变化的思想解释“有为”和“无为”，遵循变化是无为，固守旧制是有为，强调万物没有是非差别。主情派的代表其选取的是《杨朱》及《世说新语》，主要是任我从人、率性而为的风流精神。

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以时间维度进行条分缕析，阶段分明，在每次社会制度发生重大变革，如周朝、秦朝、魏晋南北朝等时期，冯友兰均对其社会制度先行阐释，为相关哲学思想的产生提供背景。无论是法家在秦朝的兴起，还是儒家在汉朝的独尊地位，抑或是佛教在南北朝的盛行，均非突如其来，其与不同时期统治者、民众需求息息相关。从这种分时段的差别化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不同时期社会制度对中国哲学的影响，尤其是乱世中国哲学的兴盛，以及不同阶段中国哲学思想的前后传承与超越。

此外，冯友兰在分析中国哲学时，能够与西方哲学相联系，采取了一种比较研究的方法。如以儒家的内圣外王与柏拉图的哲学王思想相比，将中国的“物极必反”思想与黑格尔的“一切事物均包含其自己的否定”思想相较等等，其谈中国哲学又不仅仅只谈中国哲学。但可能因需与西方哲学相联系，而中国哲学中名家的辩论之法与西方哲学的逻辑辩证思维最为接近，冯友兰在该书中大篇幅提及名家的辩论思维，反而显得有些本末倒置，这一点尤其为牟宗三所诟病。

全书中最具创造性的是前三章对中国哲学总体的分析，因其结合我国的风土人情、地理特点、政治背景、家族传统分析中国哲学，体现了中国哲学的本土性特点。而后二十五章对中国哲学发展的时间轴以及传承脉络的梳理较有学习及借鉴意义。现代对中国哲学的研读大多借助后期的注解进行研究，冯友兰按时间轴并结合几个重大时期内社会制度对中国哲学思想进行分析的方式，为理解后不同时期思想变化的内在动因提供了参考。这种结合时代背景研究内在动因的方式为我们进行学术研究提供了借鉴，而研究中国哲学时结合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方法，亦值得效仿。

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的分析亦存在一些问题。冯友兰对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梳理脉络时间跨度大，工序庞杂，其对某些思想的研究存在偏颇亦可以想见。以儒家为例，冯友兰对儒家思想的分析有些浮于表面，其对儒家相关经典的分析本身只能看作众多解释中较偏僻的一种，尤其是冯友兰的分析过于向逻辑辩证思维靠拢，如牟宗三所说：倾向于西方的新实在论。偏离了中国哲学的出发点，其试图使中国哲学走向明晰化，但有点过犹不及。

在此举两例，一是对正名的理解，孔子崇尚周礼，故而其对正名的论述主要是为应对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重一种人伦的名实观，而非实证性的名实之辩。其主要出于《论语》：“子路问：‘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当时卫国国君不顾父子伦常越过其父而登临君位，故子路有此问。孔子答名正才可能言实事成，进而礼乐兴，故必先使其行为符合礼制伦常，这是孔子正名观的主要思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亦体现了这种人伦的礼制思维，而冯友兰对“正名”的解释，仅截取了孔子对“正名”的部分论述，脱离了孔子当时的完整语境，强调在社会关系中每个名必须履行与其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偏向于近代社会学中的角色理论，是一种实证的名实之辩，显然偏离了孔子的思想。

二是关于“命”的解释。冯友兰将孔子所说的“命”理解为命运，认为我们尽力做应该做的事情而不计成败就是“知命”，有种宿命论的悲观主义成分，但这明显是对孔子“天命”思想的误读。从孔子周游列国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便可以看出孔子并非悲观主义者。孔子对“命”的理解主要表现在知天命和君子三畏当中，“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知天命”可以理解为对天所赋予自己的使命的明悟，也可以理解为对大道使命的理解。“畏天命”则是对事物之义理明悟后产生的敬畏之心。儒家所说的“命”主要指事物所遵循的义理，可以通过个人修养的提升而对天道产生遥契，是可知的，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论语·尧曰》)，所体现的就是修身养性提升而致知“天命”的一种过程。若理解为宿命则会陷入一种不可知论当中，偏离了儒家的传统思想。相较而言，牟宗三对“性与天道”的解读即参考了君子“三畏”之说，更为符合传统儒家思想，兹不赘言。

冯友兰在解释儒家思想时的主要矛盾在于，一方面认为后来儒家对孔子的解读受政治环境影响而有失其原意，但另一方面其在解读孔子思想之时，不自觉地受西方逻辑思辨思维的影响，偏离相关语境陷入自己的理解当中，有为表达而表达之嫌，而非为解读而表达，以上对“正名”及“命”的解释即属此类，难免偏离了中国传统。

总体而言，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不失为了解中国哲学之佳作，其结合中国的国情对中国哲学进行本土化分析，并分不同时期对中国哲学进行差别化研究，同时采取分阶段研究及比较研究的方法，对先秦至民国时期的中国哲学思想加以梳理并适当解读。虽在各家思想的横向分析上存在一些不足，但其纵向分析脉络清晰，足以使人对中国哲学产生概括性认识。无论其内容还是研究方法，均值得细细品读。

中国哲学简史的读后感2

总感觉“哲学”是个很崇高的名词，是个充满科学权威的领域，令人仰视它。也许是这种思想先入为主，所以觉得这本书读起来非常费劲。说实话我并没有看完它，即使是看的一小部分内容也没有完全读明白，还需要进一步去学习。

通过阅读这本书，我们可以基本了解冯友兰先生的哲学思想，了解中华民族哲学思想、文化发展的历程，明白儒学之所以成为民族主流文化的根源，清楚各家思想的相互影响和促进。

正如书中所说，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任务不是为了人对客观实际增加正面的知识，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智。中国的哲学一直以来就在探索人的精神世界、探索性灵、探索情理。

我感觉，人应该在哲学的指引下更加智慧地生活;应该在本书中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指引下，磨砺人高贵的品格，找回人高尚的人性，重建人们的精神家园。

孔子推崇“仁义”，仁的本质是爱人，一个人必须对别人存有仁爱之心。常念及此，人们就会善待自己身边的人。遇到艰辛劳作，流着臭汗的农民或工人时，他不会避之不及;看到乞丐，他自然会生出恻隐之心;与别人发生矛盾时，少争执，多谅解。孔子又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把仁付诸实践。如果人人都达到了这个境界，人自然会少作恶，多行善。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每念及此，人自然变得更爱自己的父母，子女和亲人，也同样自然地去爱护别人。若天下人都有此两心，人与社会也就会朝着和谐的方向发展。孟子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为官者理解了这个道理，懂得了人伦之道，自然要竭尽所能来促进人民大众的福利。

我想，把这“仁义”摆进教育里、放在教学中来看，首先便是爱学生了，这也是新课程改革中所提出的以人为本、注重人文性的教育。给与学生人文的关爱，才可能与学生的心灵碰撞处绚丽的火花，教育教学才有了灵性和生命。其次，教师要用自己的“仁义”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将自己“仁爱”的品质传递给学生，从而纵横相传。

孔子在解释古代的典制、思想时，总是以自己对道德的理解去诠释古代的经书，注入些新的东西。这就是孔子和与他同时的其他儒生不同的地方，这使他成为一个学派的创始人。于我们千年之后的现代教师来说，如果我们还仅仅把教师的职业理解为“传道、授业、解惑”的层面，那就是固步自封了。经济的发展，时代的变迁，社会文化的膨胀无时不在警示着我们要不断充实自己、发展自己。

冯先生说，哲学的功能不是为了增进正面的知识(指对客观事物的信息)，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灵，超越现实世界，体验高于道德的价值。冯先生还说，人不需要宗教化，但是人必须哲学化，当人哲学化了，他也就得到了宗教提供的最高福分。面对压力与日俱增、经济急速发展的现代社会，面对期望与现实的强烈冲击，我们很多人无法在疲惫与焦躁中寻找到内心的安宁。冯先生说：“教的作用，就是使人吧事实上已经不同程度上在做的事做完全……一个人若是把他所明白的完全做到了，他就是圣人。”这一个看上去似乎不高的要求正凝聚了千百年来君子修身的理想。该做的事完全做到了，即使是最平凡的事，做“完全”了便是至善，在我们的心中就不会再有遗憾，也就不会再有失望。我想，到了那时，我们的教学中也就不会存在“好生”与“差生”的概念了。

片面地说了些自己浅薄的想法，有点不知所云了。最后，借冯先生在书中的最后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发言：“人往往需要说很多话，然后才能归入潜默”。

中国哲学简史的读后感3

在《中国哲学简史》一书中，冯友兰主要依据时间顺序将先秦至民国时期中国哲学各家理论进行梳理并加以略微解读。该书最大的特色在于结合中国的国情对中国哲学进行本土化分析，以及分不同时段及不同社会制度对中国哲学的差别化分析。

首先，其结合中国古代以“农”为中心的现实背景对中国哲学的总体趋向加以解释，以“农”的直觉为先的习惯解释中国哲学将直觉植入思想背景中的原由，以“农”的朴实性与自然的密切关联性解释人与自然同一的思想趋势的成因，以中国特殊的家族制度解释儒家伦理思想何以成为正统等。

其次，其基于一种分段研究的思维，分不同时间段对中国哲学进行具体的差别化研究。以道家为例，冯友兰认为道家起源于周朝封建解体制度伊始的隐者，其将道家思想主要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杨朱为代表的隐者，此阶段道家的目的是避世全生，基本观点是“为我”、“重物轻生”。第二个阶段以惠施、公孙龙之后的老子为代表，其主要观点是道无名，以及“反者动之道”的物极必反思想。其处世观亦意在全生避害，但由于物极必反，故强调欲刚则柔、无为、弃智。第三阶段以先秦时期的庄子为代表，其主要思想是顺乎自然本性能得到相对幸福，天人合一方能得到绝对幸福，强调物我同一。最后一个阶段则是南北朝时期的新道家(也称“玄学”)阶段，冯友兰将这个时期的道家分为主情派和主理派。主理派的代表是向秀和郭象，其思想主要体现在对《庄子》的注疏当中，其主要观点是道就是无，同时以变化的思想解释“有为”和“无为”，遵循变化是无为，固守旧制是有为，强调万物没有是非差别。主情派的代表其选取的是《杨朱》及《世说新语》，主要是任我从人、率性而为的风流精神。

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以时间维度进行条分缕析，阶段分明，在每次社会制度发生重大变革，如周朝、秦朝、魏晋南北朝等时期，冯友兰均对其社会制度先行阐释，为相关哲学思想的产生提供背景。无论是法家在秦朝的兴起，还是儒家在汉朝的独尊地位，抑或是佛教在南北朝的盛行，均非突如其来，其与不同时期统治者、民众需求息息相关。从这种分时段的差别化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不同时期社会制度对中国哲学的影响，尤其是乱世中国哲学的兴盛，以及不同阶段中国哲学思想的前后传承与超越。

此外，冯友兰在分析中国哲学时，能够与西方哲学相联系，采取了一种比较研究的方法。如以儒家的内圣外王与柏拉图的哲学王思想相比，将中国的“物极必反”思想与黑格尔的“一切事物均包含其自己的否定”思想相较等等，其谈中国哲学又不仅仅只谈中国哲学。但可能因需与西方哲学相联系，而中国哲学中名家的辩论之法与西方哲学的逻辑辩证思维最为接近，冯友兰在该书中大篇幅提及名家的辩论思维，反而显得有些本末倒置，这一点尤其为牟宗三所诟病。

全书中最具创造性的是前三章对中国哲学总体的分析，因其结合我国的风土人情、地理特点、政治背景、家族传统分析中国哲学，体现了中国哲学的本土性特点。而后二十五章对中国哲学发展的时间轴以及传承脉络的梳理较有学习及借鉴意义。现代对中国哲学的研读大多借助后期的注解进行研究，冯友兰按时间轴并结合几个重大时期内社会制度对中国哲学思想进行分析的方式，为理解后不同时期思想变化的内在动因提供了参考。这种结合时代背景研究内在动因的方式为我们进行学术研究提供了借鉴，而研究中国哲学时结合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方法，亦值得效仿。

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的分析亦存在一些问题。冯友兰对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梳理脉络时间跨度大，工序庞杂，其对某些思想的研究存在偏颇亦可以想见。以儒家为例，冯友兰对儒家思想的分析有些浮于表面，其对儒家相关经典的分析本身只能看作众多解释中较偏僻的一种，尤其是冯友兰的分析过于向逻辑辩证思维靠拢，如牟宗三所说：倾向于西方的新实在论。偏离了中国哲学的出发点，其试图使中国哲学走向明晰化，但有点过犹不及。

在此举两例，一是对正名的理解，孔子崇尚周礼，故而其对正名的论述主要是为应对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重一种人伦的名实观，而非实证性的名实之辩。其主要出于《论语》：“子路问：‘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当时卫国国君不顾父子伦常越过其父而登临君位，故子路有此问。孔子答名正才可能言实事成，进而礼乐兴，故必先使其行为符合礼制伦常，这是孔子正名观的主要思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亦体现了这种人伦的礼制思维，而冯友兰对“正名”的解释，仅截取了孔子对“正名”的部分论述，脱离了孔子当时的完整语境，强调在社会关系中每个名必须履行与其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偏向于近代社会学中的角色理论，是一种实证的名实之辩，显然偏离了孔子的思想。

二是关于“命”的解释。冯友兰将孔子所说的“命”理解为命运，认为我们尽力做应该做的事情而不计成败就是“知命”，有种宿命论的悲观主义成分，但这明显是对孔子“天命”思想的误读。从孔子周游列国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便可以看出孔子并非悲观主义者。孔子对“命”的理解主要表现在知天命和君子三畏当中，“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知天命”可以理解为对天所赋予自己的使命的明悟，也可以理解为对大道使命的理解。“畏天命”则是对事物之义理明悟后产生的敬畏之心。儒家所说的“命”主要指事物所遵循的义理，可以通过个人修养的提升而对天道产生遥契，是可知的，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论语·尧曰》)，所体现的就是修身养性提升而致知“天命”的一种过程。若理解为宿命则会陷入一种不可知论当中，偏离了儒家的传统思想。相较而言，牟宗三对“性与天道”的解读即参考了君子“三畏”之说，更为符合传统儒家思想，兹不赘言。

冯友兰在解释儒家思想时的主要矛盾在于，一方面认为后来儒家对孔子的解读受政治环境影响而有失其原意，但另一方面其在解读孔子思想之时，不自觉地受西方逻辑思辨思维的影响，偏离相关语境陷入自己的理解当中，有为表达而表达之嫌，而非为解读而表达，以上对“正名”及“命”的解释即属此类，难免偏离了中国传统。

总体而言，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不失为了解中国哲学之佳作，其结合中国的国情对中国哲学进行本土化分析，并分不同时期对中国哲学进行差别化研究，同时采取分阶段研究及比较研究的方法，对先秦至民国时期的中国哲学思想加以梳理并适当解读。虽在各家思想的横向分析上存在一些不足，但其纵向分析脉络清晰，足以使人对中国哲学产生概括性认识。无论其内容还是研究方法，均值得细细品读。

中国哲学简史的读后感4

对中国哲学，我一向抱着“可远观不可亵玩焉”的态度。因为其浩瀚的思想，让人产生敬畏之心。当我捧起这本《中国哲学简史》时，这种感觉顿时释然。此书的作者，我国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并没有使用令人望而生畏的专业术语，而是以深入浅出的语言进行讲述，让人一读之后，欲罢不能。冯友兰先生对哲学“入世”与“出世”的剖析让人心境豁然开朗。佛家说，生是人生苦痛的根源。柏拉图说，肉体是灵魂的监狱。这些归结起来仿佛是说，欲得到最高的成就，必须脱离尘罗世网，必须脱离社会，甚至脱离“生”。这种哲学，即普通所谓“出世的哲学”。另有一种哲学，注重社会中的人伦世务。这种哲学只讲道德价值，不会讲或不愿讲超道德价值，即普通所谓“入世的哲学”。

有人认为，儒家是入世哲学的代表，并举例证明。孔子有个学生问死的意义，孔子回答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孟子说：“圣人，人伦之至也。”(《孟子离娄上》)照字面讲这句话是说，圣人是社会中的道德完全的人。从表面上看，中国哲学是入世的。因为中国哲学所注重的是社会，不是宇宙;是人伦日用，不是地狱天堂;是人的今生，不是人的来世。但冯友兰先生指出，从更广更深的角度而言，这种看法有失公允。中国哲学中的一个主要流派道家认为，生命是个赘疣，是个瘤，死亡是除掉那个瘤。即使是儒家，也有“出世“的成分。儒家所指的圣人，是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行动上道德完美的人。他的人格是所谓“内圣外王”的人格，内圣，是其内在的修养成就;外王，就是其在社会上的功用。只不过儒家和道家的侧重点不同，儒家重“名教”(把各种社会关系规范化)，道家贵“自然”(顺事物和人的本性);儒家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道家讲“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儒家讲究三纲五常，道家讲求修身养性。儒家“游方之内”显得比道家入世;道家“游方之外”，显得比儒家出世。这两种思想看来相反，其实却相辅相成，使中国人在入世和出世之间，取得较好的平衡。入世哲学是强心剂，出世哲学是清醒剂，入世哲学使人关注社会价值，出世哲学使人关心自我的超越价值，入世哲学使人振奋，出世哲学使人安逸。入世和出世互补，进退相宜，这是中国人从入世和出世哲学中获得的人生智慧。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的精神”中分析道，哲学的功能不是为了增进正面的知识，而是为了提升人的心灵，超越现实世界，体验高于道德的价值。在为功名利禄所累和人心浮躁的今天，中国哲学思想也许是慰藉心灵的一剂良药。歌手李娜在出家时说过四句话：“人有四种境界：

一是衣食住行，那是人的原始阶段;

二是职业、仕途、名誉、地位;

三是文化、艺术、哲学;四是宗教。只有进入第四种境界，人生才闪出亮点。”进入第四种境界闪现人生亮点，对于我们凡人而言，未免有些要求过高和不太现实，但通过对哲学的修养来实现对人生较高层级的领悟，找到精神的家园，确是每个人人生的一种使命。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言：“人不需要宗教化，但是人必须哲学化，当人哲学化了，他也就得到了宗教提供的最高福分。”

中国哲学简史的读后感5

《中国哲学简史》是一部享誉中外、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哲学名著。它是根据一代哲人冯友兰在美国的演讲稿整理而成的，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广泛流传。它把中国的哲学发展以时间为线索串联起来，通过对中国哲学的审视，让读者感悟到中国文化在当今的重大意义，不失为一部可以影响人的一生的文化经典。

在阅读这本书之前，实话说，笔者对中国哲学的了解仅仅停留在一个非常肤浅的水平。但在阅读了冯友兰老师的这本《中国哲学简史》后，笔者对中国哲学有了新的认识，哲学的知识不再是零碎的，而是有条理、系统化的了。下面，就列举一些阅读过程中摘录的句子以及我的理解，作为我的收获吧。

著者在第四章中提到“对于《六经》，孔子既不是著者，也不是注者，甚至不是编者。”由此，著者进一步得出一个推论 ，那就是“孔子只是一位私人教师，而不是一位私人著作家。”看到这里，笔者想到了之前的“孔子热”现象。社会曾经大肆炒作与孔子相关的种种事物，然而炒作的背后，又有多少人真正理解孔子，理解孔子的思想呢?在这里，笔者不是想否认孔子在我国文化、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但笔者觉得，对孔子的盲目炒作，只会造成孔子形象的虚高，以至于最后，人们凡是遇到与文化相关的东西就把孔子抬出来，这未免有点不伦不类。

著者在第九章中提到“‘无为’的意义，实际上并不是完全无所作为，他只是要为得少一些，不要违反自然任意为之。”这让笔者想到了以前在政治课本上看到的一个概念，即“服务型政府、有限型政府”的概念。这个概念的意思，是指政府要在职责范围内作为，做到不越界，尽力服务人民。然而，当下社会，一部分政府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官商的勾结，他们不是“无为”，而是“无所不为”，这恰恰是哲学中所批判的。老子曾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如果让贪污和腐败继续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而如何规范政府工作，让政府做到“无为而治”，则是我们应该关心的话题。

书本的第十五章，主要是围绕《易传》展开的，这一章很有趣，讲得都是关于的卦象之类的理论。之前只听说过最著名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说法，但并无深刻认识，这次阅读后，尽管对里面提到的六十四卦等内容仍是一知半解，但我印象最深的是新儒家形上学中的调和的理论。新儒家提倡的是“中和”。“中”是指调和那些处理不好就会引起混乱、不和的食物，而“中”的作用，则是达到“和”。这里的“和”正正是我们最最熟悉的和谐。由此可见，一方面，“和”的思想源远流长，在中国历史上早已有之;另一方面，古人的智慧也可见一斑。他们早在几千年前就提出了这样一个理想社会的美好蓝图，而这直到现在，仍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目标。

最后一个，是著者在第二十七章提到的一个观点“中国人民族主义意识的发展历来是重在文化上，不重在政治上。”这让我联想到了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切糕”现象。一块“切糕”背后是有目共睹的强买强卖行为，这样的行为明显违背了当今社会的法律法规。然而，执法人员却很少去管理，最终才会引发后续的争端。也许，执法人员认为，新疆的人民是少数民族应该要加以照顾。但笔者认为，我们提倡的各民族一律平等，应该是思想、文化上的平等，是立法上的平等，这种平等的政治色彩不应被过度强化。盲目过度的政策倾斜，只能是重在政治上的，歪曲的民族主义。否则，法律的尊严会受到损害，其他民族的权益也将受到侵犯。这样，又谈何各民族一律平等呢?

收获之余，也有些许疑惑，在此分享，愿与各位探讨：

首先，中国哲学如此博大精深，但为什么当下的社会越来越少人会关注它呢?大多数人宁可学习西方哲学，都不愿意了解中国的哲学，难道说中国哲学就比西方哲学差吗?根据这次的阅读，不见得是这样的。那么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其次，中国哲学中其实蕴含了不少为人处世，乃至治国的智慧，那我们应该如何把它加以利用，让它更好地作为社会科学为我们的社会发展提供智慧呢?中国哲学与当今社会发展的契合点又在哪里呢?

上面的问题，并非一时半刻就能想清楚的。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哲学能获得应有的重视与发展，在人类史上再次留下辉煌灿烂的财富。